《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74章

十七大期间被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5　月，因被打成　右倾反对派领袖之一而被解除领导职务。从　1932年至　1936年8　月去世前任　国家联合出版公司经理。 应当指出的是，在苏维埃政权初创的年代和2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斯大　林和托姆斯基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1926年，斯大林将自己的照片送给托　姆斯基时还亲自签字：“给我的朋友米什卡·托姆斯基。约·斯大林。”（16）　1927—1928年，托姆斯基一家是斯大林在索契的普查诺夫卡别墅的常客。李　可夫、布哈林也住在那里。有一天众人给某人过生日时，托姆斯基的妻子与　斯大林一块制作了烤羊肉。大家一块唱着俄罗斯民歌和革命歌曲，还走到海　边去散步。几年后，托姆斯基又一次见到了斯大林时，向他谈到了受到的迫　害和无法进行工作的情况，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说：　“那么，你要向我告谁　呢？接着，他向托姆斯基讲了一个普通的寓言故事，不怀好意地笑着说：“蝎　子乞求青蛙背着它过河，可是还没渡过河，蝎子便忍不住把青蛙给咬死了。　你怎么了，想让我当一个傻瓜青蛙吗？”　（17） 布哈林和李可夫没有像托姆斯基那样悲观，也没有他那样的预见。他们　对恶意的指控进行了坚决的抗争。 1936年8　月初，布哈林获准休假，告别妻子，到远离莫斯科的帕米尔深　山打猎去了。在这丛山密林之地，既无邮政又无电话。8　月19　日，报上公布　了预审托一季阴谋集团的材料，其中载有关于布哈林的供词。布哈林的妻子　安娜如坐针毡。布哈林对此一无所知。当他乘飞机离开塔什于回莫斯科的路　上，偶然得知这一信息。他担心自己一下飞机就会被捕。下飞机后，他一见　到妻子就大喊道：“假如我能预见到这类事情，我会让你免遭大炮轰击的。” “到哪里去？沮丧的司机问道。布哈林心里很烦躁，他想从机场给斯大林挂　电话，最后决定听其自然，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值班警卫若无其事地向这位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敬了礼。　“也许他没有看报？”布哈林想。 布哈林回到莫斯科后，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立即决定给斯大林打电话，　问清情况，澄清事实。但是，斯大林故意避开了第一次公开审判，到外地休　养去了。布哈林一连几天给斯大林打电话，得到的回答都是：约瑟夫·维萨　里昂诺维奇去索契了。只有　《消息报》编委拉狄克从报社给他打过一次电话，　问他为什么不去上班。布哈林严肃地回答说：　“只要报纸不公布驳斥恶毒诽　谤的消息，我的双腿就不会迈进编辑部的大门。”　（18） 布哈林和李可夫堂堂正正地面对现实，主动提出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　夫对质，试图趁他二人没有被处决以前，当面澄清事实，驳斥诬蔑不实之词。　但审判的组织者一再推诿，结果，当对质还没有实现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　涅夫就被灭口。显然，审判组织者要故意造成死无对证的结局，使布哈林和　李可夫将来有口难辩。 在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坚持下，内务部安排了他们与索科利尼科夫的对　质。布哈林和李可夫利用这次对质，驳斥了他们所受的诽谤和诬蔑，取得了　一个胜利。对质于　1936年9　月8　日举行，由卡冈诺维奇、叶若夫和维辛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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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地点是中央委员会驻地。索科利尼科夫重述了他被迫作出的关于右派　分子与　“托一季中心”相勾结的供词。但当他被问到他是否掌握李可夫和布　哈林参加托—季集团的确凿事实时，他无言以对，只好承认并未掌握。索科　利尼科夫只能再次重复他被秘密审讯时的口供，而这种口供的真伪是显而易　见的： “加米涅夫说，还在1932年的时候，他　（加米涅夫）就把组织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集团一事告诉了李可夫和布哈林。当时，加米涅夫寻求右派的　支持，竭力争取他们参加集团。1933　年底或　1934　年初，加米涅夫给我谈过　他与李可夫和布哈林的会见，会见的动因是谈判加入集团的问题。”　（19） 这种缺乏具体时间、地点，根本没有见证人和证据的供词，是根本经不　起考证的。李可夫对索科利尼科夫的招供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说，他当时　根本未与加米涅夫见过面。他虽与托姆斯基个人关系良好，但他们在一起时，　根本没有进行过任何敌视或不忠诚于中央的谈话。布哈林在据理批驳索科利　尼科夫的供词时，把它称为　“恶毒的杜撰”。 8　月21　日，维辛斯基宣布对布哈林、李可夫开始进行侦查的命令予以公　布。按照惯例，他们将很快被捕。可是，布哈林、李可夫等大部分原右倾反　对派成员在较长时期内仍然没有失去自由。不仅如此，报纸于9　月10　日发表　了苏联检察院的通报，宣布停止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侦查。通报说：“侦　查结果没有从法律方面证明应向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追究法律　责任，因此本案宣布停止审查。”　（20）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案子是个大案，　可是从宣布开始侦查到宣布停止审查不到20　天。内务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　对一个大案作出相反的决定，是不符合法律侦查程序的一般规律的。究其原　因，除了在第七章中提到的奥尔忠尼启则等人对恐怖政策的抵制外，还有其　他多方面的原因。1936年秋天，苏联全国进行了新宪法的大讨论，宪法中明　确规定了公民有人身不受侵犯等许多民主权利。而且谁都知道，布哈林是这　部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安全机构进行了大调整，需要进行必要的准备。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列宁去世后的党内头号理论家布哈林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　夫，虽然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打击，但在党内和群众中还享有相当的威望。这　样的威望不是政治上的打击所能够完全消除得掉的。在党内、政府内，尤其　是军内的老一代革命家还没有消除以前，就匆忙作出清除他们的举动，很可　能是当时党内、政府内和军内所无法接受的，从而可能激化矛盾，引起事变，　打乱乃至葬送整个计划。而在消除了皮达可夫等所谓托洛茨基派别的残余，　消除了奥尔忠尼启则、波斯蒂舍夫等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反对和阻碍恐怖政　策的力量，尤其是消除了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鲍列维奇等老一代军队　领导人之后，对于消除布哈林和李可夫等可能引起动荡的忧虑则可以完全解　除了。另外，我们看到，1936年雅哥达掌权时的内务部还没有叶若夫当权后　内务部在1937年获得和形成的无限权力。在苏联各个地区和加盟共和国，党　的地方委员会还一定程度地控制着生杀大权，从而限制了内务部门的权力。　在中央一级，要逮捕党中央委员或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仅需要经过斯大　林和一、二名他的亲密同事的批准，而且要经过整个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执行　委员会的批准。只是到了叶若夫当权以后，经过　1937年2—3　月中央全会，　尤其是　1937年6　月中央全会，内务部才逐渐地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获得了　随意排斥异己、滥杀无辜的权力。也是到了这时，大清洗才在政治、组织和　思想上变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狂热的血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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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右派阴谋集团”案的初步炮制 宣布停止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审查，不过是审判组织者根据形势作出的　公开政治姿态，是一种表面的暂时的举动，一种策略表示。实际上，对布哈　林、李可夫等人的审查根本没有停止。他们的所谓罪行处在不断的酝酿中。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党的高层领导中，议论和讨论他们罪行的事根本不是什　么秘密。他们被诬指为企图夺取政权，推翻斯大林，让托姆斯基担任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让布哈林的信徒掌握党的中央委员会。而实现这一计　划的途径之一似乎是通过B　·普里马科夫和B　·普特纳为首的“军事组织”实　行政变。布哈林和李可夫似乎还制定了第二套方案：使西伯利亚独立，建立　独立政府。他们还被诬指为与托—季反对派一起共同拼凑了一个反革命中　心，制订了一个联合所有反对派势力的行动纲领。 对于审判组织者这种阴一套阳一套的两面派作法，布哈林是清楚的。因　此，尽管宣布停止侦查，布哈林仍坚持要求中央对他的问题表明态度。他在　斯大林迟迟不归的时候，接连给政治局以及伏罗希洛夫、维辛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