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54章

皆知的一个文学艺术形象，不好和修正主义连在一起，只能把他看作中间派，而不能把他当作修正主义的艺术形象，更不能把他看作反面人物加以打杀。毛泽东在诗中委婉地指出：在鬼蜮成灾、妖雾重来的严峻形势下，除了需要“金猴奋起千钧棒”之外，还要教育争取唐僧这样分不清敌我的中间派（“僧是愚氓犹可训”）。这一认识，应该说是比“千刀当剐”的偏激要高明得多。郭沫若读了毛泽东的和诗后，受到很大的启发，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觉得的确除了应该歌颂孙大圣，还应该让唐僧从悔恨中认识清楚，同时也让猪八戒觉悟。于是，当天（1962年1月6日）就用毛诗原韵，写了一首和诗送呈毛泽东。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这首诗可谓大大提高了政策水平，毛泽东看后表示首肯，于1月12日给康生回信（不是直接复信郭沫若）说：
八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近作咏梅词一首，是反修正主义的，寄上请一阅。并请送沫若一阅。外附陆游咏梅词一首。末尾的说明是我作的，我想是这样的。究竟此词何年所作，主题是什么，尚有待于考证。我不过望文生义说几句罢了。请代问郭老好！
毛泽东将自己新作的《卜算子·咏梅》词（“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抄送给郭沫若，这又使郭沫若深受鼓舞。后来，郭沫若在一篇专门谈毛泽东这首和诗的文章中深情地说：“主席把唐僧作为‘中间派’是因为他站在孙悟空和白骨精之间，是受了白骨精蒙蔽的人。这种人是相当多的，经过事实的验证，他们是可以转变过来的。这些人倒是我们应该争取的对象，不应该感情用事地加以深恶痛绝，认为‘千刀万剐’。但是，如果是投降主义者，那就不是中间派，而是现了原形的妖精，金睛火眼是能够看透它的，‘一万三千五百斤’重的金箍棒必然会打中在它的头上，而使妖雾澄清。”
1962年底，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在理论上展开了论战，毛泽东亲自修改了其中的一些重要文章，郭沫若似乎也颇有感受。此时，又正好是毛泽东70初度（按中国老习惯，为虚岁；毛泽东的70周岁则应是1963年12月），郭沫若即填了一首《满江红·领袖颂》词奉呈。1963年元旦，《光明日报》将郭沫若这首歌颂领袖的词刊登了出来。全词如下：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
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
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
真金在，岂销铄？
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
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
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这首词写得很有气势，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毛泽东在当时艰难复杂的国际条件下的作用表现得十分贴切。诗中用“雄鸡”、“太阳”、“真金”等极为美好的词语来比喻领袖，表现了毛泽东的高大形象，也表现了作者（意思也代表人民）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和信心。当然，今天回过头去看，诗中不免一些夸大个人作用，表现出个人崇拜的偏向，但在当时，无论如何说都是一首好诗。
毛泽东读了郭沫若呈送的这首词，不一定为诗中歌颂了自己而忘乎所以，倒是想得更多，主要是联想到当时的国际形势，胸中不免波澜起伏，于是在1月9日晚提起笔来用同一词牌和诗一首：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当时毛泽东在广州，那天晚上他彻夜不眠，时而踱步沉吟，时而挥笔疾书。他反复斟酌，凡是觉得不满意的，都揉成一团扔掉。第二天早上，工作人员整理房间时，发现字纸篓装的尽是纸团。毛写成后，首先书了一幅赠送周恩来，并注明“郭词见1月1日光明日报”。郭沫若把当时的形势比作“沧海横流”，而毛则认为不过是“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那高屋建瓴的气势要大得多。
郭沫若将毛泽东的和韵墨迹装裱好，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经常吟诵。
1963年12月5日夜，郭沫若又撰《满江红·读毛主席诗词》作为献给毛泽东71岁生日的礼物呈送给毛泽东。词云：
充实光辉，大而化空前未有。
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
典则远风雅颂，阶级分清敌我友。
沁园春，水调有歌头，羌无偶。
嫦娥舞，瘟神走；梅花笑，苍蝇抖。
今史诗，将使地天恒久。
宝剑擎天天不堕，红旗卷地地如绣。
济同舟，万国尽朝晖，新宇宙！
这一首，把毛泽东一些诗词排在一起，颂扬了毛泽东的文韬武略，不能说没有真情实感。不过比起前一首，显然有些“八股”气，不免让人感到有些纯然“歌德”了。
1962年9月，国内形势有所好转。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重提阶级斗争，警告全党，中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1963年12月12日，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月9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第116号上，对文学艺术工作作了一个很不合实际情况的批示，对文艺战线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这一指示后来成为在中国酿成重大灾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声和武器。毛泽东当时是这样看待文艺界的情况的，他说：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这个批示的精神，在全国文联及其所属各协会的全体干部中进行整风，批判文艺工作中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5月8日中央宣传部写出《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江青将这个未定稿呈报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6月27日，又在这篇报告草稿上写了一段批示，说：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随着国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开展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毛泽东把文学艺术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直接同阶级斗争和所谓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他历来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他认为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可是在文艺舞台上，帝王将相、老爷太太、才子佳人却成了主角，劳动人民只是配角，甚至被丑化。
这是他不能容忍的。他把文艺界存在的某些问题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工作，基本上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声称“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1964年11月26日，他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插话说：文化系统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他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