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46章

》的重要报告。后来有人问他请陆定一作报告的动机是什么时，他说：“国家建设急切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援，人民生活也急切需要文化粮食的供应。
但由于政策执行上有了偏差，发生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由党来阐明正确的方针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顾虑；这样来促进科学和文艺的发展。这就是我请陆定一同志作报告的动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提出后，郭沫若在许多会议上发表讲话，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不仅对这一方针政策作一般性的表态，而且深入地谈自己对这一方针政策的认识和体会。譬如他在一篇题为《演奏出雄壮的交响曲》的文章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在人民民主专政之下推行的。这种的创作自由和讨论自由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前提，并不是毫无限制的放纵。”并说：“今天的‘百家争鸣’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更进而建设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母题（Motive），我们是要围绕着这个母题来组织我们的管弦乐队，演奏出史无前例的雄壮交响曲”，“而不是‘乱鸣’”。接着，他又在一篇题为《“百家争鸣”万岁！》的文章中说：“百家争鸣”“具有它的时代性。”“由于历史发展的阶段不同，因而每个‘百家争鸣’的实质也各不相同。”同时指出：“在我们的时代中实现‘百家争鸣’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更有利的条件。”他这样来阐述“双百”方针政策，当然也与他处在文化科学教育文艺事业的最重要的领导岗位有关。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的提出，使文艺界的风气很快发生重大的变化。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方面，人们对一些过去看来十分敏感但又十分重要的问题，也开始进行大胆的探索和讨论。文艺创作上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也有所克服，作家敢于真实地反映生活，敢于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现实主义得到发扬和深化，体裁风格的多样性也开始受到重视。作为诗人的郭沫若也兴致勃勃，于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的次月（6月）亲自选出一百种花来，打算以“百花齐放”为题，写出一百首诗。虽然因为诗人“所熟悉的花不多”，只写出了《牡丹》、《芍药》、《春兰》三首，后在1958年补足写成101首正式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诗集《百花齐放》，但由此也可看出他对于这一方针政策的由衷赞成和拥护。
实际上，他不但对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理论上作了阐述和宣传，也从艺术创作上上热情歌颂，努力实践。1958年3月，他为了表明自己拥护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特意凑齐了一百首写花的诗，加以用象征、引申的手法，阐述“双百”方针，歌颂社会生活中“百花齐放”的大好形势。虽有些诗显得生拉硬扯，艺术粗糙，如其中《鸡冠花》比喻总路线的一日千里的形势：因此，我们特别地把颈项伸长，/因此，我们特别地放开了喉嗓：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　/谁还没听见吗？聋得太不象样！另一首以改变《腊梅花》的开花日期解说“人定胜天”的大道理，说：　在冬天开花已经不算希奇，/掌握了自然规律可以改变花期。/不是已经有短日照菊开在春天？　我们相信腊梅也可以开在夏季。但这都表明郭沫若是怎样积极主动响应毛泽东，支持毛泽东，思想一致，配合默契。可惜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或者是并不想真正将这“双百”方针政策付诸实践。因此，在文化思想领域贯彻这一方针政策时，情况就要比人们想像的复杂得多，就出现了许许多多问题。
●四、1957：风云突变，乍暖还寒
“双百”方针给文化教育和科学战线带来春天的气息，给全国人民政治生活吹来的热风，时间却并没有多长。人们似乎还没有怎么回过味来，政治气候就发生突然的变化。
从1956年的情况看，国内的政治生活总的说来是相当宽松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的提出，不但使知识分子感到欢欣鼓舞，整个国内的政治生活也显出了相当的自由气氛。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作为全党工作的重点。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全国人民，尽可能极大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为此，毛泽东还特别谈到了民主问题。他一再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必须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的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是这也有缺点，就是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然是作为发展科学文化的政策方针，但实质上也是扩大民主问题。民主问题本来就不仅仅是文艺，学术民主，也应该包括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等各个方面。
正是在党的“八大”精神鼓舞下，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但是，当民主真正在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加大、加强、加浓时，毛泽东又有点坐不住了。
其实，毛泽东当时提出过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在当时是对马列主义的一个突破和贡献。
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上，发表了题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长篇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之间的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前一类是对抗性质的，后一种是非对抗性质的。两类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
毛泽东一再告诫人们，必须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批评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斯大林“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如果批评，就怀疑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他强调，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解决。说：“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方法，解决思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是错误的。”
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讲话，给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以极大鼓舞，使他们觉得有了保险单，吃了定心丸。人们看到毛泽东反复说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不能用专政手段来对付，而要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一再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人们开展批评和讨论，容许各种意见和流派的存在和发展；还说闹事出乱子也不要紧，闹事出乱子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处理少数人闹事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对于闹事者则要做好教育工作，即使是对闹事的头子也不要开除，等等，就认为可以无须任何顾虑，完全可以放开胆子说话。知识分子尤其如此，他们本来就思想敏锐，操心的事情特多，又常犯主观片面的毛病，容易看到缺点和问题，意见也就不少。这样一来，当中共中央发出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时，当各级党委组织各种各样的座谈会一个劲请他们鸣放，劝他们发言，催他们说话时，他们觉得真的是到了“言者无罪”的时候，不免就有点无所顾忌，甚至有点得意忘形了起来。
对此情形，毛泽东显得不高兴了。特别是当他听了那些过激言论，一些不很中听的话语，以至具有相当刺激性的意见，他更是非常生气。有人说什么“党天下”，“轮流坐庄”等等，这不明明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要夺共产党的权吗？显然，这些言论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更威胁到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他看来，历代知识分子都如孔老夫子所言：“近之不逊，远之则怨”，登了鼻子就上脸。他认为到了必须狠狠教训一顿这些人的时候，于是立即提起笔给党内同志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提醒全党：“毒草与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注意批判修正主义。”
于是，6月8日，毛泽东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