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9章

作为一个技巧，后人也试图恢复孔丘的这种作法，以确立有别于旧儒的传统。
这个人是康有为。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毫不隐讳指出：孔子制定了一套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而且亲自著作了六经，六经为孔子托古而作，托古为的是改制。康有为虽为维新主帅，但他没脱开儒家“设法说话”的历史思维，自称：“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于是，维新从一创意开始就种下了悲剧的种子。儒家虚构历史的负面作用，死死地扼住了改革的喉咙。一个昏聩的帝国，在没落的传统中，终不能自救。
后人对康先生《孔子改制考》的评价并不完全否认，它集前人考据、辩伪的成果，对疑古学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它的武断与“创新的欲望”却一直为后人所病诟。
给政变一个美丽的托词
儒家虚构与删削历史的执拗，到了正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虚构与删削达不到目的，干脆就重写。《左传》作者左丘明受司马迁与朱熹的贬低，当是最明显的例子。
《左传》不仅是一本非常好的史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对中国以后的史传文学有影响颇巨，有不少有名的历史作家和文学家学习和模仿这部书的叙事方法。该书比较通行的版本是《春秋左传正义》，西晋军事家兼文学家杜预作注（杜自称有“《左传》癖”），唐代文学家孔颖达作疏。（疏为一种注释文体，对前人所作的注释加以引伸和说明）《左传》的作者当为左丘明，但由历代以来不断改变左丘明的地位，致使歧义丛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讲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并没说清左、孔的关系。
后来，《汉书·刘歆传》记载了刘歆【注2】的对左、孔关系的评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孔子。”表明二人学术身份相等，没有师生关系。《后汉书》中记载的光武帝刘秀的评价与之不同，“知上明至贤，亲受孔子。”由于皇帝的定论，左又成了孔子的学生。
以上二说，刘秀的说法不太可靠；首先，刘秀的学问并不精细，《后汉书·光武帝纪》称他“受《尚书》，略通大义”－－也就是他研读古代经典是勉强及格之状，很不精细；而刘歆则是经学专家和历史学家，肯定比刘秀研究得透彻。其次，刘歆占有的文献量比刘
【注2】刘歆（约公元前50－公元23年）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学术史家。字子骏，刘向少子。汉哀帝时应谶改名秀，字颖叔。成帝时与父向受诏校理中秘图书。继父业，总校群书，撰成《七略》。在个人书信《移博士书》中称：“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又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孔子相同，这是导致他尊重古文经学的基本原因。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封歆为国师嘉兴公，古文诸经并立于学官。后因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秀要大得多。所以，时至今日，学者对没有任何文献来论证哪一方的说法为正确。
其中只有一种折衷，那就是左丘明至少与孔子是同龄人或者比孔子年长，因佩服孔子的学问，去拜访孔子，自愿当孔子的学生。这在当时私人讲学之风盛行的时代，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唐代学者赵匡的研究结果推翻了以上任何一种说法（包括我们现在做的折衷，也不成立）。赵匡在《春秋啖赵集传篡例》卷一＜赵氏损益义第五＞（唐代陆漂编；啖，指唐代经学家啖助，啖赵二人为陆的老师）中说：左丘明是孔子之前的一位贤人，至于《左传》之左是另一位左氏。宋代郑樵在其《六经奥论》中认为，《左传》作者不是左丘明，而是战国时人。清代姚鼐在其《左传补注序》中认为，《左传》作者为战国时代魏国的吴起。
关于《左传》与左丘明的关系以及左丘明本人身份一直是个历史笔墨官司，有趣的是：关于左丘明的名字也发生了争议－－有人说，左丘为姓，明为名；有人说，左为姓，丘明为名。《史记》上的一句，又使问题复杂化了。“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即左丘是个盲人，后人因之称为“盲左”。但是，历来史家对《国语》作者为左丘明一说不敢肯定。
左丘明实际是春秋末期鲁国的一位很有成就的学者，据孔子的言论来看，他可能早于孔子，至少与孔子同时，当时的成就也与孔子相当。因为《论语·公治长》中说（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这说明孔子与左丘明的对史事的评价好恶相同。依此而论，《左氏春秋》的写作可能早于孔子的《春秋》，甚至是孔子写《春秋》的参照文本。但是，对孔子持赞赏态度的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却使历史被改写，按孔子的“笔则笔，削则削”的“春秋笔法”来重塑历史。司马迁说：“自孔子论史记，次《春秋》。七十孔子徒口受其传，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各有安其意，失其真，故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发生左丘明被“降位”成孔子著作注解者的一个原因，就是司马迁的“今上”
（活着的最高领导人）刘彻开始表面尊儒，即用董仲舒的建策“罢黜百家，定儒术于一尊”。司马迁推崇孔子，是“政治上正确”的一种表现。在个人感情上，由于他是师从董仲舒研究《春秋》的，必以推崇孔子为已任，故自称：撰写《史记》是继《春秋》之作，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这言”的道德目的。
唐朝的著名学者孔颖达更干脆，称“左丘明之《传》，释孔子之《经》”，实际上把左捕明降格为孔子的受业子弟。不过到现在，考据学越来越发达，对司马迁与孔颖达（乃至宋及清的类似）说法，持怀疑态度。今人夏乃儒先生对左丘明是孔学生的说法的评价是“主此说者虽众，但历来仍有存疑者。”
孔子被后人称为“万世师表”，在他死了1600多年后，又出现了一位把他的学说发扬光大的“万世宗师”，即南宋的朱熹。此人除了没有什么创性的贡献（如孔子开私人撰史之先河）之外，还有意搅烂一笔历史旧帐。朱熹对左丘明大加贬低，不仅他不理会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左丘明被封瑕丘伯（后改封中都伯）的事实（－－实际是以孔颖达的论断为基础的，贞观年间左丘明与颜渊从祀孔庙），反而称《左传》“不识道理”、“于大伦处皆错”，进而发展成人身攻击，说“左氏乃一个趋利避害之人。”
给政变一个美丽的托词
这种重塑学术史的“大手笔”，实乃出于朱氏要统一学术的功利需要。左丘明的《传》既然“不识道理”，为什么从司马迁到孔颖达再到赵（南）宋王朝的先人们都一例给左丘明一个“政治待遇”呢？其间的儒学大师们不是“瞎了眼”了？！
朱熹的情绪化与极力建立话语霸权的行为，不是没遭到其他学者的反对。如林栗（1188年）称：“朱熹本无学术，徒窃程颐、张载绪余，谓之道学。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妄希孔、孟历聘之风，邀索高价，不肯供职…”陈傅良（1190年）则较客观地批评朱熹“刻消太精，颇伤简歇；矜持已甚，反涉骄吝”。学术争论中又难免参杂个人恩怨与学派加政治斗争，终于导致了（1196年的）“庆元（学）党禁”。
朱熹为建立话语霸权并没放过司马迁，尽管为了尊崇孔子，司马迁出不惜采取了降低左丘明地位的手法！朱熹先引苏辙《古史》之论，称司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随后又指责司马迁“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权谋功利”。－－这也就等于说司马迁自称的《史记》是继孔子《春秋》的说法，不成立。这也意味着自孔子之后，只有他朱熹才有资格做义理之学的学问。
朱熹的作法多少又让人联系到上个世纪的“批林批孔”和“批水浒”，换句话说：朱熹把坟墓里左丘明挖出来，演化到现代就是“批林批孔”与“批水浒”了！
曹操为什么比王莽更聪明
现实对儒家的梦想意如此不公，从另一个方向更加强了他们对上古美好政治幻觉的追求。第一个大胆试验的人是王莽。王莽在夺权之前，恪守德行，以期把自制造成贤明而又能干的舜。首先是用利益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