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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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像王富仁所深刻分析的，老舍这种“重人情、讲礼仪”的“本质”与他作为“底层出身的满族人”密切相关。但他认为老舍的重人情、讲礼仪是出于“自卫性质”。“他希望自由，不愿把人裹在重重礼仪的外表之中，但他不愿加害于人，更不愿意别人加害自己。他是自抑的，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愿伤害别人，因而他处处考虑对方的心理，以对方所乐意的方式对人。这种自抑性格使他把委屈留在自己的心里，永远有一种忍辱负重的感觉。没有这种性格，一个像老舍这样穷苦人家的孩子，无法在中国的社会中生存，更无法得到周围人的同情和帮助。”908严家炎则用“外圆内方”来解释老舍这样的为人和行为。他表面上很随和，待人也很亲切。但又有极强的自尊，即有他刚烈的一面。当在“文革”中无法忍受种种的折磨和侮辱，那种深入骨髓的“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观念引导他走向绝路。909许纪霖在探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时，专门指出有一种“外圆内方”的类型：“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或为生命，或为家庭，或为事业，超越生死毕竟是罕见品质，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谓要求太高。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不是锋芒毕露，义无返顾，而是有张有弛，掌握分寸。……这些知识分子在方式方法、局部问题上可以委婉圆滑，有所妥协，而在事关大是大非、人格良心的原则立场上却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外圆内方’是一微妙的、高超的处世艺术，它是近代独立人格在东方专制国度里可喜而又可悲的变形。它维护了人格的独立，……也多少损伤了自由的尊严，……‘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的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喻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910
“文革”与知识分子人格（5）
我以为，这样的解释用在老舍身上相对来说，是合适的。因为老舍对别人的批判，并非完全没有攻击性，并非没有给别人造成过伤害。纵使有胡风、吴祖光理解、体谅老舍批判时的心境，但对当时已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从维熙来说，记忆就没那么“异常的温暖”了，而是“听了很难过”。911他清楚地记得，他当年在《长春》月刊发表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不过是揭露农村生活的真实一隅，却首先被长春市文学界声讨，视为一株‘大毒草’。此篇声讨文章被《北京日报》文化生活版转载，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艺》上著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我非常尊重老舍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举，老人为后代文人作出不甘屈辱的示范。但为了尊重1957年历史真迹，请原谅我写上了这一笔。）”912老舍的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看一看这些人的创作实践，不是就很清楚吗：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把农民、党员、干部写得无可再丑；从维熙的《并不愉快的故事》，竟煽动农民闹事，反对农业合作化。难道能说他们脑子里没有什么思想支配吗？我看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作怪的结果。……《田野落霞》和《并不愉快的故事》能给人们什么教育呢？只能教育人们去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913这番“上纲上线”的话，的确令从维熙和刘绍棠这两位刚在文学上起步的年轻作家深感痛心。
如果说，从维熙感到的是绝对的委屈，受了冤枉，除此之外，刘绍棠还有可能感到，老舍是在借批判来“报复”他。事出有因，周扬在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时，第一次提到中国有四位语言大师——巴金、茅盾、曹禺、老舍。年轻作家刘绍棠在会后表示不服，“俏皮”地表示，其中只有三位可以“当驯，“意思是老舍不够资格。”这话传到老舍耳朵里，老舍自然极为不悦。914从老舍写的几篇涉及批判刘绍棠的文章或发言来看，里面明显流露出不快意的情绪。但即便是《勖青年作家——1957年10月7日在批判刘绍棠大会上的发言》，老舍的批判也远非火药味十足。看得出来，他克制着，始终没有指名道姓，主要还是劝勉：“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