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第93章

〉剿酪簿土饺彀桑芄菜懒?00多口人（记载是265人）。见中共兴隆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十万骸骨的碑记》第124页。这个村集家后是200户，1000多人。每家都挤住着4～５户。曹德安的父亲和曹亮、曹德林都是患红白痢疾死的，这一家就死了3口。另外，曹德恒的爷爷和大伯则死于瘟疫。除红白痢疾外，这里还发生过疟疾，打摆子，一阵一阵发高烧。
日军从双庙和白马川调兵到半壁山，然后便开始向“无人区”进攻。
仅在厂沟，三年间就有23人被杀害，其中有的是被拉到石庙村后枪杀的。讨伐队驻在鹰手营子，那儿离厂沟约50里，每隔4～５天就过来几个讨伐队的人。那是1944年的秋天，由于这里没盐吃，有4个人搭伙到遵化买盐去了，没想到走到半道上，就被讨伐队抓着给枪毙了。唉！只要进了“无人区”，被抓着就得死。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双庙
燕青（74岁）的口述：
燕青这里之所以叫双庙村，是因为村里有两座庙。1942年时，曾有100多人的日军驻在这里，其中有3～４个宪兵。
日军撤走后，1943年时，村里又开来了伪满洲国军。在双庙驻了两个连，在万人求驻了一个连，大水泉驻了一个连。仅那一年里，双庙村就住着200多人的伪满洲国军。到了1944年，邢昌盛的讨伐队又来了，其中还有一个日本人。在伪满洲国军驻守之前，讨伐队也经常来。不过这里没有打过仗。
双庙村的“人圈”是1943年春天建立的，共200多户1000多人住里边。村民和驻军吃的都是河水。
1943年开始流行瘟疫，1944年瘟疫闹得最凶，前后共死了200多口人。没听说日满军得这种病，兴许他们有医生也有药品吧。
当地的大夫把它叫做伤寒病。一般是2～３天就死。我的儿子和我哥哥都是由于拉肚，不到7天就都死了，而我的女儿当天就死了。人一得上伤寒病，就头晕，意识不清，恶心，不能进食，浑身无力。后来连猪也得上这种病了，猪身上到处都是一个个的小坑。当地的大夫说这叫家畜伤寒（有关伤寒和疟疾的症状，请参阅笔者的附记调查）。
那年，由于白马川警察派出所的警长刘贵财被游击队枪毙了，因此，大批日军和警察包围了白马川村，当场把从南岭抓来的20多名村民杀死，并在场院上摆设刘贵财的祭坛。随后又抓走了三四百人。集家并屯后，被日军杀害的都是外村人，没有双庙村的。日本投降时“人圈”里只剩下七八百人了。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4月份，当我再次到双庙村采访燕青老人时，才得知他因病已住进了兴隆县医院，采访之事只好作罢。正巧遇上有位老人在道边给马蹄子换掌，便向他打听了此事，又到河对岸的村子里找了几位村民采访，其结果如下。
王振生（82岁）的口述：
部落里人多拥挤，卫生条件也差，所以流行了传染病。这里也没厕所，人们随处方便，整日臭味熏天。每天都有死人拉出去，前后大约死了50多人吧。讨伐队也住在部落（“人圈”）里，但不知他们的人数是多少。不过我记得日本投降那天，他们也都跟着逃了。
王占红（83岁）、高久荣（74岁，王妻）的口述：
因为房子被警察烧了，只好搬到双庙来，当时花200元买了一间小屋。日本投降后，我们马上过河回到自己的家里。
传染病的症状是什么也不想吃，净呕吐，全身疼，昏迷，身上出红点子。拉的是淘米水似的稀便，不发烧也不便血。当时得这种病的人不少，也有很多人发病当天就死了。
另一种病是发烧，身上出红点子，手不敢挠，一挠就流黄水，然后皮就烂了。人和猪都得这种病，猪身上也有很多小坑坑，而且也死了很多。记得那时还死了一匹马呢。“人圈”里基本上没有牛马之类的大牲口，因为都被日军拉走了。1944年瘟疫传染得最厉害，记得是大搜捕后才开始传染起瘟疫的。
王振生王占红（左）高久荣夫妻杨合杨合（74岁）的口述：
小集家（并屯）时，“人圈”在河东。大集家时，人们都集中到了双庙村。
1944年时瘟疫传染得最厉害，主要是泻肚、出花，当时猪也出花。一天平均死2～３人，大概死了七八十人吧。当时村里驻着日军，但没有杀过本村的人。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万人求
白庆余（85岁）、王贵稳（78岁）的口述：
白庆余王贵稳集家后，白马川成了有80户、400多口人的部落。这里是进山的入口，所以驻有警察，但他们不在部落里，而是驻在如今的学校附近，一共有四五十名警察，其中还有两个日本人。
那年，部落里流行瘟疫，不少村民都病了，但警察里却没有一人得病。症状是呕吐，拉白色的稀便，病死的人很多。
那时，许多山里的村民和本村的村民，都因“通八路”的罪名被警察毙了。记得在半壁山曾住着一个叫中川的日军军官，但不知他是什么级别。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3日
有关白马川惨案的经过，我已在双庙村采访时了解过了。
周彦存（72岁）、吕瑞清（77岁，吕风池之子）、孟宽仁（68岁）、周彦柱（71岁）的口述：
万人求如今叫河北庄。一百多年前，有个姓孟的在这里发了一笔财。此后，人们便到这里来求财。所以，万人求这个地名也就叫响了（抗战中，当地又称为万人仇，即仇恨日军的意思）。当年，村内共有20户140人，但日军集家并屯后，一下子变成了110户1000多人的村子。周彦存孟宽仁吕瑞清周彦柱1943年时，村里得病的人不多。但到了1944年，由于流行瘟疫，很快就死了300多口人。有的是全家灭户，也有的是一家死了2～３口人。死亡率高达30％，等于全村每3人死1人。死得连放牧的人都没有了，尸体堆了一片，臭味难闻。这种病传染的速度很快，孟宽仁当年就得过这种病，那时大概是十五六岁。病的症状是泻肚，便里有脓血，发烧，不能进食，以前从未见过这种病。也有的人经中医扎针治好了，但究竟是什么病，谁也不清楚。也有的人满身都起小红点子，一般是两个一对，粒也不太大，也有的认为是出天花。从1944年4月至7月，瘟疫逐渐厉害起来，有的一家竟死了3～５口人。然而，在兴隆县城里就没人得这种病。
当时部落里有两口井，而且日军和警察也都住在部落的中间地带。
大水泉村驻扎的是伪满洲国军第五联队的一个中队，双庙村驻着伪满洲国军第二、四联队的两个中队，万人求村驻的是伪满洲国军第六联队的一个中队。到了1943年，讨伐队前来替换伪满洲国军队。但从未听说讨伐队的人传染上瘟疫，因为他们有大夫也有药品。
万人求村“人圈”遗址
1942年末，敌人抓走了9人，除了一人逃回来外，其余的8人都被杀害了。从本村被带走后再也没回来的有60多人。在外面被杀害的有8人，另有6人被抓去运完弹药后，又让敌人给杀了，饿死在外面的还有9人。
那时，当地曾有这样一首民谣：“‘人圈’大得真惊人，出入只有一个门；半夜警察来敲门，发现生人杀满门。”一到夜里，警察常来查点人数，通常是一间屋子里住着3户人家，若原有10人，清查时变成11人，那么多出的一人就被当做八路，连带全屋的人都得被杀头。另外，外出不带村长开的介绍信也要被杀头。
本村的李明远当时曾是村里的办事员，他负责给八路军送粮食、鞋和袜子。现在村里周支书的母亲曾担任过八路军的妇救会主任。吕瑞清那时住在兴隆，集家时不在这里。
万人求是两面村，既给日伪军办事，也给八路军办事，所以村长也是个两面人。周彦存的父亲当村长时，就给伪军和八路军都筹过粮食。有一次，吕风迟带领村民给八路军送去了11包粮食，返回途中被伪军发现了。吕风迟就让其余的人先回去，只身一人跟敌人去了。后来多亏他儿子吕瑞清八方打点，敌人才释放了吕风迟。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刘杖子
熊斌（83岁）的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