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人 作者:徐百柯》第22章

政府如何听命于民意？当年，邵飘萍曾奋力突破新闻的一个禁区，将内阁会议内容公布于众。官方欲加阻止，但在邵飘萍的力争下，阁议秘密终于公开，成为他所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每周二、四、六的固定消息。
一次，他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阁员、总统府和国务院秘书长。觥筹交错间，这些要员趁着酒意正酣泄露了不少机密信息。邵飘萍事先已在隔壁房间安排了人，备好电报纸，又让两辆自行车在门外等候，消息随写随发。宴会还未结束，消息已到达上海。两天后，在京阁员见到《申报》上的报道，方才大惊失色。
按照邵飘萍的要求，记者应当时刻生活在角色中，闲谈时，众人皆“醉”，惟我独醒，“新闻脑”始终紧张活动；一旦提笔行文，则又“状若木鸡，静穆如处子”，倾注整个身心。
为勉励同人，邵飘萍取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而被杀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京报报社墙上。
血色1926年：“三·一八”惨案，爱国学生被屠；38天后，邵飘萍被屠；此后不到百日，《社会日报》主笔、著名记者林白水被屠。
后人说，“萍水相逢”四字，当得起中国记者最光荣的注释。
林白水：嫉恶如仇，以身殉报
其后，林白水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一反当时主流报界只关心上层政治，注目于达官显贵的风气，把视线转向社会下层，决心“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重视社会新闻，关注普罗大众，“举人生日用社会消息，无不笔而出之”。
一天深夜，林白水编完稿坐洋车回家。路上，他和车夫聊起了身世，车夫把自己凄惨的生活和每天拉车所受的凌辱一古脑地向他倾吐。林白水根据车夫的哭诉，写出了一篇报道，见报后，“都门中下社会胥为震动，报之销路飞涨，日以数百份计”。当时，“北平之中央公园，夏日晚凉，游人手报纸而诵者，皆社会报也”。
《新社会报》因揭露军阀黑幕，被警察厅勒令停刊三个月。复刊号上，林白水以春秋笔法写道：“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不久以后，“革面”却未“洗心”的《社会日报》又刊出林白水揭露曹锟贿选总统、议员受贿的报道，再次直击当权者痛处，结果报馆被封三个月，他本人也被“请”去囚禁了三个月。
林白水曾说过：“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
1926年4月，直奉联军开进北京，著名报人邵飘萍遭杀害。此种恐怖氛围中，林白水仍敢在时评中斥军阀为“洪水猛兽”。8月5日，他在《社会日报》发表时评，讥讽依附于军阀张宗昌幕下号称“智囊”的潘复为“肾囊”，“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次日凌晨，林白水被张宗昌下令逮捕，旋即被枪杀于天桥刑场。
林白水一生以文字名世，也以文字获罪，此番宿命，似在其名字中已见端倪。他本名林獬，字少泉。“獬”：传说中的独角异兽，能辨曲直，见人争斗，必冲上去用角顶恶人。林白水的报人生涯，就颇具嫉恶如仇、除暴安良的“獬性”。
中年之后，他自号白水，是将“少泉”中的“泉”字身首分割，成“白水”二字，以彰“愿以身殉所办之报”的志向，孰料一语成谶。呜呼，白水君！
黄远生：从末代进士到开山记者
黄远生（1885－1915）原名黄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民国初年著名记者。　
这个人的死是一个谜。他的生，则是一段被湮没的传奇。　
他20岁进京赶考，在清王朝最后一次会试中高中进士。他不按朝廷惯例接受官职，却赴日留学，后来投身报界。他在美国旧金山被暗杀，枪手却一直不知是反动的袁世凯所派，还是革命的国民党人。　
历史的记叙往往忽略他末代进士的身份，而凸显出一位开山记者———“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因为此前的中国报人多为政论家，自他始方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著名于世，其“远生通讯”被视为民初中国新闻界的一大招牌。　
他年少风光，时人赞为“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更誉之为“报界之奇才”。　
他宣称，新闻“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又强调，记者当具备“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的“四能”功夫。　
后人总结新闻史，“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确定是他开创了通讯这种新闻文体。“通讯”一词，此前已见于报刊，但仅指由外埠邮寄传来的新闻，称为“某地通讯”，以区别于电讯。　
黄远生在自己开始新文体尝试的开场白中敬告读者：“吾此后所谓新闻者，不必尽为朝章国故也。市井琐屑，街谈巷议，皆一一作新闻观，此在日报中实为创格。”　
这样一种新闻观的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民国初年，承袭邸报传统、惯登“宫门抄”一类刻板文字的报纸和杂志仍占据主流。偏偏是进士出身的黄远生，第一个站出来革新，把原先的官样文章变成通俗易懂、为人所喜见的纯粹的新闻文体。　
一时间，这种白描式刻画、极具现场感的文字，广受读者追捧。在黄远生三四年短暂的记者生涯中，他以通讯文体，对同期几乎所有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等。　
黄远生有一名文，题为《外交部的厨子》，从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切入当时中国社会之生态。此厨子在前清“声势浩大，家产宏富，乃至能力回西太后之意，与中外赫赫之李鸿章对抗”；民国成立，仍盘踞外交部，利用“官长之爱财物未必不同”的心理，优游于官场；及至被开除，“犹可辇致巨金之外国银行，遨游青岛天津上海之间也”。　
黄远生的研究者张光芒认为，新闻并非他全部的历史贡献之所在。“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作为一位新文化先驱者的形象而存在的。”　
张光芒在周恩来1918年的日记中曾见到这样的记载：“……晚间观黄远生遗稿”，“我昨天从任白涛那里取来黄远生从前的通信看了一遍，觉得他所说的元、二年的光景，于我的将来政治生涯有很大关系。”　
黄远生死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其影响所及仍然遍布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仅就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新青年》及《新潮》而言，提到他名字或涉及他言论的文章不下30篇。甚至有人言，《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黄远生的未竟事业。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发“先声”的人物。此种评价为后来的新文学史家所认同，所撰无不视他为先驱人物，甚至连周扬在延安鲁艺的讲义也没有例外。正如张光芒所说：“可见，新文学史上本已有黄远生的大名。”　
然而这个名字后来被抹去了。“黄远生为什么在新文学史上突然消失？”张光芒对此唏嘘不已。　
网上有人讲过一个故事：在书摊看见一本梁启超题名的书，题的是“黄远庸遗作”，想来梁任公为其题字，作者当非等闲之辈，但却从没听说过。一问价，五元，在书摊上是高价，犹豫再三，终于没买。没过多久，得知黄远庸是民初大记者，当日的风云人物。于是赶紧再到书摊寻觅此书，已不知去向，“只有空留余恨到天明了”。
孙伏园：他走了，副刊死了
孙伏园（1894—1966），浙江绍兴人，著名副刊编辑、散文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如果《晨报副镌》的编辑孙伏园不出那趟差，也许《阿Q正传》会写得更长。　
鲁迅被孙编辑“折磨”了两个多月，有些想把连载中的阿Q结束掉的意思。但孙伏园认定：“《阿Q正传》似乎有做长之趋势，我极盼望尽管宽心地写下去。”说过此话，孙伏园出了趟差，由另一位编辑代理编务，鲁迅便在1922年2月12日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