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传》第23章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愤怒地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全国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国际舆论广泛表示对中共的同情与支持。
而蒋介石却得意洋洋，17日，他在重庆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同时，他还调集20万大军进攻华中、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些反共分子弹冠相庆，第二次反共浊浪掀起了。
桂林的风向也急剧右转，“八办”门前，忽然布满了一群国民党军警和特务；有时，特务竟大摇大摆地闯进“八办”的大门。此情此景，令李克农怒不可遏，他拍案而起。
李克农令人将大门敞开，亲自站到门口，那些晃来晃去的特务见是大名鼎鼎的李主任，赶紧溜走了事。
国民党的宪兵、警察也时常来办事处，对房东进行恐吓和威胁。李克农听到后，总是立即从楼上走下来安慰房东说：“要坚持，不要听敌人的那一套。”
国民党特务招数使完，竟开来一辆汽车，把办事处的门墙撞倒。桂林“八办”已无望保留，李克农一面积极进行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一面迅速组织疏散和精心部署中共地下工作。
夏衍就是被安排疏散的一个重要人物。
1月22日，李克农打电话给夏衍，告诉他“皖南事变”的消息，并要他通知《救亡日报》全体党员作好应变准备。
中午，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周所长给夏衍打来电话，要求报社全文照登国民党中央社统发的诬蔑新四军“叛变”的稿件，声称此乃中央党部的命令，全国报刊必须一律照办。
夏衍马上打电话给李克农：“李主任，方才我的老乡周所长送来一份很重的礼物，我们打算不收，你看怎样？”
李克农答：“好！但得十分小心，能做得不伤情面最好。”
“皖南事变”后
根据李克农的要求，夏衍等人决定上演一出“狸猫换太子”，即先把国民党中央社的电稿全文付排，并登在头版头条上，把它送给检查所审查，等盖上“审讫”的图章后，晚上打纸型时，再将那篇电稿抽走，另换它稿，使国民党的美梦不能得逞。
这一招，可惹恼了那些检查官老爷们，他们不仅将当天的《救亡日报》全部扣押，而且还给夏衍一个书面的严重警告。
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夏衍正和同仁在报社的会客厅里打乒乓球，忽然，一个身影闪了进来。
只见来人身穿棉大衣，头上的帽子压得很低，进门就喊道：“好悠闲啊，还在打球。”
灯光昏暗，夏衍仔细辨认：是李克农！
两人走进里屋，夏衍忙问：“办事处已被包围了，你怎么能出来？”李克农笑道：“黄省长用汽车把我接出来的，大摇大摆，这叫用大鬼压小鬼啊！”
李克农掩上房门，低声说，南方来了急电，说国民党中统特务就要在桂林下手，你必须立刻离开桂林，到香港去建立一个对外宣传的据点。
夏衍问到报社怎么办，李克农说：“分几步走，第一步你先走，留下的事由林林、张尔华负责，只要国民党一天不来封门，我们就继续出版。但是，‘八办’看来也是保不住了，所以整个进步文化界人士，都得作好妥善的安排。我已经向南方局请示，建议凡有公开职业，可以得到广西方面保护者，如广西干校的教职员，都照旧坚持岗位；一些名气较大的文艺界人士，色彩不太明显者，也可以暂留桂林。《救亡日报》的骨干等到报社被封后，一律撤往香港。”
李克农还说：“这些事，都由我来处理。明天，你得去找黄旭初，坦率地告诉他《救亡日报》当前的处境，并向他表示，为了‘好来好去’，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准许你买一张去香港的飞机票。”“如果他避而不见怎么办？”
“那你就放心好了，我已和李任仁先生谈妥，他已经和黄旭初通过电话，我此刻来报社，不就是任老用黄省长的汽车给送来的吗？”李克农显得胸有成竹。
终于，夏衍从黄省长手中拿到了机票，顺利飞往香港，算是逃离了虎口。
李克农的小女儿李冰，到达桂林后，李克农夫妇考虑到她有护校文凭，可以留在桂林找个工作为掩护，将李冰留在了广西工作。后来，李克农又曾打算利用中共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关系，让李冰进入广西医学院学习。
经过交涉，广西医学院同意李冰入学。李冰非常高兴，总算可以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了。
然而“皖南事变”的爆发，使李冰的“大学梦”成了泡影。李克农夫妇见李冰在桂林的身份已经暴露，不宜在桂林久留，让她随办事处的一部分同志先行赴重庆。这样，李冰又一次暂时离开了父母。
李冰乘坐的军用卡车，经贵阳到重庆。贵阳一带山路崎岖难行，来往军车很多。在途中的一次转弯时，李冰一行乘坐的卡车与一辆国民党军的运盐车相撞，国民党的车翻入深谷，盐也散落一地，车上的人全都死了。李冰乘坐的车也差一点翻掉。
带队的同志命令开车的华侨司机不要停留，加速行驶，否则将被后面的国民党车抓住。于是汽车开足马力，一夜未停，总算安抵重庆。
1月20日，桂林“八办”在寒风中被迫撤离。
临行前，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示李克农把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中央军委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谈话，在桂林散发出去。
李克农让人买来许多航空信封、信纸，把材料打印成信笺式的宣传品，先用汽车经湖南到广西沿途散发；在撤离当中，又沿路分批邮寄，使得“皖南事变”真相昭示天下。
2月24日清晨，李克农率领“八办”最后一批人马，分乘一辆交通车、一辆卧车撤离了桂林，向重庆驶去。
由于桂林“八办”与房东全家相处甚久，感情很深，临行前，李克农将自己用过的景德镇小茶壶、办事处同志锻炼身体的石锁、学习文化时用过的小黑板和搪瓷记事牌、唱歌时用来伴奏用的“真善美”牌口琴以及一些《新华日报》和书籍等等，都送给了房东。这些珍贵的物品，解放后被房东一家全部赠送给了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办事处的汽车开走了。一路上，国民党交通检查站蓄意制造磨擦，多方无理阻拦，李克农虚与委蛇。当车行驶到一品场关卡时，国民党交通运输检查局的一个上校处长要搭车去海棠溪开会。秘书龙潜问怎么办，李克农微微一笑说：“这还不好办，让他上车，送我们去重庆。你去叫他上来，我来招呼他。”
上校处长上了车，一路上由他出面打招呼，免去了李克农不少麻烦，一行人顺顺当当地把车开到红岩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大门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直到那位上校处长下了车，还一直以为自己搭乘的是国民党第十八军的军车呢。显而易见，这其中免不了李克农的巧言。
第五篇
李克农是我在延安看见的文职干部中着装最为整齐的一个：他打着标准的绑腿，紧扣的风纪扣，军帽军服都极端正和整洁。初次见他时，他这种全副军人的着装就叫我注意，没想到他每天都是如此。因为在延安，所有部队以外的一般的干部，对于军服的穿着都是很随便的———虽然那里是一个接近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社会。
中共情报史上的重大转折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与毛泽东于1941年1月18日至20日连续两次急电周恩来，要求中共南方局准备撤销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重要干部迅速撤退。
李克农抵达重庆后，稍事休整，于1941年夏，携夫人赵瑛、李冰姐弟及八路军办事处的部分同志向延安撤退。
李克农一行分乘三辆大卡车，打着“奉命撤回”的旗子，驶离重庆。沿途国民党军岗哨林立，道路两旁随处可见阴森的碉堡。当卡车进入陕西潼关时，突然国民党军的几挺机枪挡在了卡车前头，几名国民党兵登上卡车，缴了八路军官兵的枪，并扣留了李克农一行和车上的物资。形势十分紧张。
李克农镇定地对大家说：“我们有可能被扣压，大家要有进敌人集中营的思想准备。”
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得知此事后，非常关注。经过紧急交涉，李克农一行经过一天两夜的扣留，被国民党军“押解出境”。
为避免麻烦，三辆卡车加速急驶延安。经过重重艰辛，当大家远远看见披着老羊皮袄的八路军岗哨时，都欣喜若狂，连蹦带跳，几乎将车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