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136章

日益尝试着把社办工业当作以城市为基地的大型企业的转包者。这些和其他的变
化，造成已经描述过的80年代发生的小型集体工业的迅速发展。但80年代的这
个发展，只是中国工业化战略的一部分，与农业发展只有间接的关系。由于这在
工业战略部分早有讨论，因而，有关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①　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食品约占农村家庭预算的65％和城市家庭预算的60％以　上。此外，
服装又占去家庭预算的另外12％—15％，而服装的价值多来自棉花＇国家统计　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
第439、443页＇。
①　更确切地说，总产量以及由此推算出来的税收、投资、时价和福利基金的定额，由当时作为　基本核算
单位的合作社或生产队计算。剩余的数额按工分总数均分，以决定单个工分的价　值，而家庭集体收入是由
家庭的工分总数乘以单个工分价值而得出的。
①　《中国经济年鉴》（1981），第6卷第9页指出“可耕地面积的数据偏低，有待于今后核实”。
②　这些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05—206页。
③　增长计算法正规地采取如下形式的生产函数：Q=F（L，Ld，K，C，t），这里，Q是产量，　L是劳动，
Ld是土地，K是固定资本，C是经常性投入，t是时间。这里使用的规范形式包　括：假定恒定的利润，把
与时间相关的方程式转化成一个简单的形式，得出如下公式：dQ/　dt=F/t＋F/C×dC/dt＋F/L×dL/dt＋F/Ld×
dLd/dt，其中，化肥是最近投入物资的代表，水　浇地面积的增长仅仅代表了土地上的重要变化。
①　机械化问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及其以前的主要争论点。机械化的实行部分地是为了克服劳动力短缺，诸
如在一年两熟或三熟的情况下，人们必须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中收获一季作物并换种另一季作物。然而，
机械化也被看做是服务于社会政治目的的，诸如：减少城乡之间劳动样式的差别和巩固集体经济。（拖拉机
尤其在为集体所有的情况下，有助于补充集体所需的劳动力。）参见本尼迪克特斯塔维斯：《中国农业机
械化的政治》。
①　关于华北地区用水问题的讨论，参见詹姆斯E。尼克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水力工程和水　力资源》；
阿尔瓦刘易斯埃里斯曼：“引水灌溉华北平原的潜在费用与收益”；见德怀特　H。珀金斯：《中国农业
的发展（1368—1968）》，第4页。
②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07页。
①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型工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例见乔恩西格森：《中国农　的工业化》；
卡尔里斯金：“小工业与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季刊》第46期（1971年　—6月）；德怀特H。珀金斯
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的小型工业》，美国农村小型工业　表团的报告。
①　对1976年以后那个时期所做的一项有用的研究是，克里斯廷汪（音）：“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村的工
业化：文化大革命10年的教训”，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　中国》，第394—418页。
①　至少山东省的情况是如此（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的工业化”，第413页）。
②　这些数据来自《中国农业年鉴》（1980），第368页。　
1979年以后农村政策的变化
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小型工业的持续发展上，文化大革命以后那段时间继
续坚持1966年以来的方向。然而，其他方面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寨大队由
于提出了错误主张，公然遭到人们的耻笑。征派大量劳动力从事农业基本建设的
情况依然存在，但其作用已显然不受重视了。
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领导层看来，中国1977年全年的农业成就是不能满足
本国需要的，其失误在于计划不周和管理不力，在于农民缺乏努力工作和发挥积
极性的动力。毛及其同僚依靠组织方式上的变化，通过大规模的劳力动员，以实
现农业奇迹；邓及其同僚同样依赖改变组织方式——尽管在类型上二者十分不同
——来提高农业生产率。
第一步是对农副业产品敞开市场，鼓励农民不仅扩大集体收入，而且扩大个
人收入。原则上，自由市场和个人家庭副业在1960和1961年便已恢复，并在此
后从未中断。个人的家庭自留地在1960年也已恢复，60年代初期面积还稍有增
加，①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直保留下来。事实上，各种个体活动不断受到负责
集体生产的农村干部的压制。这些干部的责任是，不仅要保证粮食及其他集体种
植作物的产量和完成上缴指标，而且还要赋予农民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劳动作风。
个体活动在集体劳动以外的时间进行，这助长了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价值观。
因此，1979年以前，个体贸易活动只是小规模的，个人家庭活动可能也只是为
了自家使用，尽管这个说法尚无任何公开的数字来核实。但到了1979年，个人
活动不再被看作时乖命蹇的必需，而是受到大力的扶持，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农贸市场兴旺发达，每天都有千百万农民涌入城里，出售他们自留地上的产品。
1964年，私人收入约占家庭收入的19％，1966—1976年间的数字可能更低；但
是，根据一项调查，到1982年，个人收入可能已达家庭收入的38％。②
到1979年，集体农业活动的组织方面正在发生一场意义更为深远的变化。
在中国最贫困的省份，特别是在安徽，中国领导层开始了叫做“生产责任制”的
某些尝试。从1962年起，贯穿整个70年代，集体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每
个生产队平均有25户人家。①集体的农作物由队里组织种植，社员的集体收入主
要基于所在队的产量。有些地方是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大队平均由200
个家庭组成，是公社组织结构中更高的一级单位——约占不到10％的农村人口。
②但就绝大部分情况而言，大队和公社一级仅负责市场与农村小型企业，而不管
种植作物。因此，农业生产的主要单位不大，但形式仍是集体的。
在某些情况中，生产责任制保留了集体的或以组为单位的农耕，但在其他情
况中，责任进一步下放到家庭中。到1981或1982年，在最贫困的省份中，90
％以上的家庭以户而不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负责耕种以前的集体土地，这个制度在
较富的省份中也日益推广开来。在某些情况下，收入仍依赖全队的成果；而在其
他情况中，收入甚至由家庭自身的生产情况来决定。③
到1983年年底，甚至这些集体农业的痕迹，也大量地从中国农村消失了。
在私人和集体之间划分收入已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几乎全部农业生产都是以家
庭为基础的。即使“公社”和“大队”的名称也被更古老的名称“乡”和“村”
所取代。农业在经历了1/4世纪的集体化尝试以后，再次建立在以家庭为基本生
产单位的基础之上。④
市场力量在农村地区的作用也进一步扩大。统筹和分配转向市场体制，在农
村地区本来就比在城市工业部门中要简单得多。从一开始，就多数农产品而言，
新兴的市场便已存在，并被允许获得更大的发展。如前所述，这在1979年就已
经开始了。即使在1979年以前的集体经营下，就主要作物而论，市场也起到一
定作用。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物的价格偶尔也会变化，而这些价格变化或
许不会像城市地区的价格那样，过多地背离相对短缺的实际。①或许最重要的是，
农业家庭作为生产单位，自然而然地会接与市场需求一致的方式运作。由于对家
庭成员来说，收益越高，便意味着生活水准也就越高，因此，农业家庭自然地成
为收入或利润的增进者。而且，增加利润的唯一方式是增加产量或降低生产成本。
与工业方面情况不一样，没有国家补助计划或提供赞助的银行家准备帮助那些始
终处于亏损状态的农业家庭摆脱困境。国家只有在农民面临饥馑威胁时，才肯采
取措施。最后，当人们对付的是几亿农业家庭时，要控制几个特定市场的垄断权
是行不通的。不管官僚制度是否允许，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市场运行良好的基本条件在中国农村是存在的。然而，这个事实并不
意味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