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130章

的。5％的增长率，将使人均消费量在1952至1980年之间提高4倍，实际工资
也将走出停滞状态。
①　有关这个模式的最优秀的也是相当简明的论述，参见海韦尔G。琼斯：《现代经济增长理　论导引》，第
110—119页。
①　如果进口占国民收入5％，投资占30％，而且全部进口是由需要投资的产品构成的话，那么，　投资的
16。7％将由进口提供（5/30），而其余的则靠国内自产。
②　中国的数据表明，全部进口的80％是“生产工具”，但是，中国的数据中包括许多中性产品，　如纺织
纤维、橡胶等。
③　这些数据来自霍利斯切纳里和莫里斯赛尔奎因：《发展模式（1950—1970）》，第192—　195页。
①　机械、设备和科学仪器的进口额，从1966年34870万美元，跌至1968和1969年的13600　万美元和13180
万美元，此后，在1970年又急速回升到27660万美元〔美国中央情报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
手册》（1972年12月），第25页〕。
①　在这几个时期，中国物价的增长率非常有限。
①　这些消费估算，是采用中国对实际国民收入指数的估算获得的，去掉供积累使用的资金，从　而得出一
个消费指数。中国在编排国民收入指数时，使用方法对增长率略有夸大，因而，消　费增长率也被夸大了。　
工业战略的变化（1977—1980年）
1976年下半年，毛去世。这以后的两年中，与以前相比，工业政策只发生
了有限的变化。从工业战略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变化是越来越重视出国学习国
外的技术和重新依赖物质刺激促使工人农民工作得更加努力、更有成效。
然而，在1977和1978年，计划制定者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强调点的变
化对工业投资政策的意义。他们这时的想法体现在调整和贯彻毛去世前制定的
“十年规划”（1976—1985年）之中。①到1985年，钢产量翻了一番多，达到
6000万吨，仍然被视为工业发展的“关键环节”。计划中的120个大型工程中，
钢铁联合企业占了10个，有色金属联合企业占了9个，铁矿占了8个，油田和
天然气田占了10个，发电站占了30个，新建货运铁路占了6个，重要港口占了
5个。这10年中，仅其中8年的总投资额便将“大大超过”前28年的投资总额。
简言之，这个十年规划简直就是苏联式的对重工业进行高投资的计划。
起草这个规划时是否经过审慎思考是值得怀疑的。众多重要的计划制定者仍
有待于恢复名誉和给予有实权的官职。统计数据仍然是在地方一级搜集的，但这
些数据并未被反复核对过，甚至数据的编制往往也不是在国家一级进行的。②
这个计划质量之差从一个地方便可看出：计划把十个新油田——“十个新大
庆”——的指标当作目标提出来。十个新大庆意味着，石油产量将从年产1亿吨
增至年产4亿吨左右。这些新油田事实上只是白日做梦罢了。近海的勘探工作尚
未开始，岸上的勘探工作也不充分。一个大庆尚未出现，更何况十个大庆了。这
些油田只好留待时机成熟时再开发了。1978年初的实际情况是，中国石油产量
正值高峰期，在1982年，中国至少全力以赴才能维持产量不下降；但是，规划
却是以提高几倍为基础的。中国已经没有大量的过剩能源可供出口，此后很长一
段时期内，它将面临能源短缺的局面。钢铁部门的计划也比石油部门好不了多少。
据西方的一项估算，中国人必须花费400亿美元外汇，方能实现6000万吨钢材
指标，①或者说，每年要花50亿美元，而1978年全部出口所得只有97。5亿美元。
这个规划不只是杂乱无章和依据不足，正如已经指出的，经济计划判定人还
决定更大限度地购买国外技术和提高工资与农产品的购价以增加刺激，但他们对
此决定的深远含义尚未能够理解。要大量增加进口，中国要么必须有效地加强出
口，要么必须大量地向国外借款。实际上，借款只是杯水车薪，丝毫满足不了中
国对外汇的需求，只有靠出口了。可是，中国有什么东西可望迅速扩大出口呢？
1977和1978年，农业作为中国传统的出口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中国
外汇的一半还要多。但农业是中国拖后腿的项目，政府为城市征收足够的粮食都
很困难，更谈不上增加对外销售了。况且，在富有刺激的新计划下，国内对粮食
的需求比以往增长得更快。降低人口增长虽能以另外的方式起些作用，但总的来
说，中国不能通过出口更多的粮食来满足进口需要。
十年计划的起草者或许希望靠石油减缓一下萧条状况，但如已指出的，这个
愿望是徒劳的。此外，唯有可能的是出口制造品，但出口哪一类制造品呢？该规
划要求生产更多的钢材和机械，然而，中国会成为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国吗？在某
种程度上或许有此可能，但更有能力生产这些东西的典型国家是那些更发达的工
业国，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余的便是消费品了。消费品是刺激中国
的邻国——二三十年代的日本以及六七十年代的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
出口的驱动力。
中国对物质刺激的重视，也助长了国家在工业和农业中更重视消费品的倾
向。如果新增钱币什么也买不到的话，工资和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将毫无意义。事
实上，货币收入增长，而消费品生产却没有增长，这是反生产性的。不仅私人消
费没有增加，配给已有的产品也得紧缩，不是正式紧缩（发配给票证）或非正式
紧缩（排长队）。
因此，在十年规划的目标和正在出现的外向性的以物质刺激为基础的战略之
间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随着1978年的进展，或是当时的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了
这个矛盾，或是始终意识到这个矛盾的那些人再次掌权，或是两种人都有，不论
是哪种情况吧，1978年12月做出决定：调整工业发展的重心，至少是暂时地调
整。
1978年12月22日发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表明了即将到来的政策。在
公报中，讨论的一半以上的经济议案集中在提高农业产量和人民生活水平这些问
题上。①更重要的是，陈云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陈云在1961—1965
年期间，是恢复政策的设计者；在更早的时候，他曾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作过
一个重要讲话，提倡更大地发挥市场作用和限制过度的集中化。②当50年代引进
苏联式的工业战略时，他虽是经济领域的中心人物之一，但人们都知道，他对过
分强调重工业的危险作出了敏锐的评价。
1979年6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新的重心。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余
秋里要求人们重视农业、轻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将其作为首要的重点。就其
发生的变化而论，1979年重工业的计划增长率为7。6％，低于轻工业8。3％的计
划增长率。③重工业的投资也从1978年占总投资的54。7％缩减到1979年的46。8
％，而全部投资额仍保持在与1978年相同的水平上。
计划指标并不总能使人们了解计划执行的实际情况。苏联的计划往往要求人
们更重视消费品，但当一年结束时，重工业在资金和关键投入的实际分配中仍占
优先地位。但在中国，重心转移却是实实在在的。
所谓“调整时期”前三年的有关数据列于表17中。重心的转移表现得十分
突出。在这前三年中，不仅轻工业年增长越来越快，而且重工业的产量在1981
年实际上也下降了。最有意义的变化，或许是出口的增长。在1952—1978年间，
出口增长率仅为年均7％，而就其实际增长而言，它应该更低。1979—1981年，
名义上的增长率是原来增长率的4倍（每年29％），而实际上差将近1/3（每年
18。6％）。①增加的出口中，绝大部分是向国外销售制造品，其中，纺织品是最
大的项目，但绝不是唯一的项目。在出口物资中，“工矿业产品”份额的数据（不
包括纺织品）从1978到1980年，从占总出口量的37。4％升至51。8％，这不仅
是由于1979年石油价格提高的缘故，而且也是诸如自行车、缝纫机、瓷器甚至
机床三类产品出口扩大的结果。②到1981年，出口额升至国民收入的9。5％，将
近前20年出口额的两倍。③此外，中国不仅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