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建设60年》第20章

1991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强调：要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这种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户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又坚持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必要的统一经营，因而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它决不是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一定要长期坚持，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和动摇。1993年3月，“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被写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集体经济性质得到了国家根本大法的肯定。
在中央的高度重视下，结合全国各地农村15年承包期已经到期或即将到期的现实，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时发布《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文件指出：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为稳定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农民增加投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同时，为避免承包耕地的频繁变动，防止耕地经营规模不断被细分，文件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经发包方同意，允许土地的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
在新一轮承包中，中央向农民做出承诺：“中央关于土地承包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而且30年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变。”这给农民真正吃上了“定心丸”，促进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
适应农户家庭早已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成为农村的基本经营单位的事实，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为“家庭承包经营”，强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必须长期坚持。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经营体制。
为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中央要求抓紧制定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法律法规。从1998年开始，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立法的工作全面展开。2002年8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强调要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合法权益。《土地承包法》规范了承包期内的土地调整问题。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体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为配合《土地承包法》的施行，农业部还在2003年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在2005年发布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在2007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将土地承包期纳入用益物权来对待，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且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的特点，是中国共产党农村政策的基石。改革开放30年来，通过延长土地承包期限、为农村土地承包立法、健全土地承包权流转等，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完善。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稳定发展，也标志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和完善。
·第三节　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一、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的经营体制经历了高度分散的家庭经营和高度集中的统一经营两种形式。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它们都有其局限性，不适应农业生产的发展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被确立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它有家庭承包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两个层次，适应于不同层次的生产力，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一方面，家庭经营适合农业生产的特点，有助于充分调动农民作为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集体统一经营有助于克服个体农民在市场中力量弱小的不足，能够更加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有助于较顺利地实现先进农业技术的更新和农业投入的增加等。因此，需要在坚持和完善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集体的统一经营。
农村改革初期，随着多种经营的开展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农村出现了大批专业户，他们以商品生产者的面貌出现，讲求经济效益，利用农村零散的资金和劳动力，发挥了农村各种能手的作用，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分工和多样化的经济联合。这种新的情况很快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中央连续5年下发的1号文件，都对合作经济作出了明确指示。
1983年中央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提出要“适应商品生产的需要，发展多种多样的合作经济”，在不同的条件下，“合作经济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按劳分配方式以及合作的内容和形式，可以有所不同，保持各自的特点”。这样“可以把众多的分散的生产者联结起来，使之成为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针对人民公社政社分设以后农村的集体组织问题，1984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及时提出：农村经济组织应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设置，形式与规模可以多种多样，“不要自上而下强制推行某一种模式”。农民还可不受地区限制，自愿参加或组成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1985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进一步提出：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文件具体指出：采用合股经营、股金分红的方法，不改变入股者的财产所有权，避免了一讲合作就合并财产和平调劳力的弊病，却可以把分散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较快地建立起新的经营规模，积累共有的财产。这种办法值得提倡，但必须坚持自愿互利，防止强制摊派。对于农村一切加工、供销、科技等服务性事业，特别要支持以合作形式兴办。
1986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提出：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要求生产服务社会化。完善合作制度，要从服务下手。农民对服务的要求是各式各样的，因此不同内容、不同形式、不同规模、不同程度的合作和联合将同时并存，决不要“一刀切”，更不可采取政治运动的方法推广。
1987年1月，中共中央在《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通知中提出：近几年出现了一批农民联合购销组织，其中，有乡、村合作组织兴办的农工商公司或多种经营服务公司，有同行业的专业合作社或协会，也有个体商贩、专业运销户自愿组织的联合商社等。反映了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文件要求：对于农民组织起来进入流通，各有关部门均应给予热情支持和帮助。
中央的政策为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各级政府对农民自办、联办服务组织也积极支持，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引导他们健康发展。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进行，农业社会化服务，即包括专业经济技术部门、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其他方面为农、林、牧、副、渔各业发展所提供的服务，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内容是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过程综合配套服务。
为了顺应新的发展，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