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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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的。
另一方面，批判者要想抛开他们比当事者多知道的材料就更为困难了。如果要抛开偶然发生的事情，即同事件本质没有联系的事情，那还是容易的，但是，要抛开一切重大的事情就非常困难了，而且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我们先谈谈结果。如果结果不是偶然产生的，那么知道结果以后再判断产生结果的事物，就几乎不可能不受已知结果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在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观察这些事物的，而且其中有的部分只有参照结果才能完全了解并给予评价。
战史的所有现象对批判来说都是教训的源泉，批判者用全面。。。。。
考察历史所得到的认识来阐明事物是很自然的。因此，他虽然有时想抛开结果，但仍然不能完全做到。
不仅对结果，也就是对事后发生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对事前发生的情况，也就是对那些决定行动的情况也是这样。
这方面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批判者要比当事者知道得多，也许有人认为完全抛开多知道的那部分是很容易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事者对事前和当时的情况的了解不是只靠确实的情报，而是还要根据大量的推测或假定，即使要了解的情况不完全是偶然的，也几乎都是先有假定或推测，尔后才有情报的，因此在得不到确切的情报时，就只有用推测或假定来代替了。不难理解，实际上已经知道事前和当时情况的后世的批判者，当他在考虑当事者不了解的情况中，哪些情况的可能性较大时，他本来不应该受多知道的材料的影响。可是我们认为，要想完全抛开多知道的材料，如同要抛开结果一样，是不可能的，其原因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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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批判者赞扬或指责某一具体行动时，站到当事者立场上去的可能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很多情况下，批判者在这方面能够满足实际要求，但在有些情况下，却完全不能满足，这一点不能不注意到。
但是要批判者同当事者完全一致，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可取的。在战争中象在一切技术和艺术活动中一样，需要的是经过锻炼的禀赋，这样的禀赋称为造诣。当事者的造诣有高有低，高的往往比批判者的要高，哪个批判者敢说自己具有象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造诣呢？因此，如果对一个具有伟大的才能的人可以进行批判，那么就不能不允许批判者利用比当事者知道得多的这个有利条件。所以，批判者在对伟大的统帅进行批判时，不能象验证算术例题那样，用伟大统帅用过的材料对他完成任务的情况进行检验，而是首先必须根据伟大统帅所取得的结果和他对事件的准确估计，来鉴赏他卓越的天才活动，了解他天才的眼光所预见到的事物的本质的联系。
而且，不管当事者的造诣如何，即使是最低的造诣，在对它进行批判时也必须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以便掌握丰富的客观的判断根据，尽量避免主观，避免把自己有限的智力作为批判的尺度。
批判时站在这种较高的立足点上，根据对问题的全面了解进行赞扬和指责，这本来不致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是如果想突出自己，把经过全面了解以后所获得的全部高超见解，都说成好象是自己天才的表现，那就会使人反感了。尽管这种骗人的作法很容易看穿，但是虚荣心却很容易诱使人们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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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因此很自然地会引起别人的不满。更常见的是，批判者完全不是有意要自吹自擂，只是没有特别注意防范，以致被性急的读者认为是自夸而立即予以非难，说他没有批判能力。
因此，当批判者指出象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错误时，并不是说批判者本人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他甚至可能承认，如果他自己处于这些统帅的地位，也许会犯更大得多的错误；这只是说他根据事物的联系发现了这些错误，并指出当事者用自己的智慧本来是应该察觉这些错误的。
这就是根据事物的联系进行的判断，也就是参照结果进。。。。
行的判断。但是，如果只简单地用结果来证明某种措施是否正确，那么结果对判断就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作用。
这种判断，我们可以称为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初看起来，这种判断似。。。。
乎是完全无用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象１８０７年弗里德兰会战后拿破仑迫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３１，以及１８０５和１８０９年奥斯特利次和瓦格拉木会战后迫使弗兰茨皇帝媾和３２一样，１８１２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时，一切都取决于能否通过占领这个首都和以前的胜利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因为如果他在莫斯科不能迫使亚历山大媾和，那么他除了撤兵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也就是说他遭到了战略上的失败。
我们不想谈拿破仑为了到达莫斯科曾做了些什么，他是否错过了很多可以促使亚历山大皇帝下媾和决心的机会３３，我们也不想谈拿破仑在撤退时是如何狼狈不堪（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就在于这次战局的指挥）。
但是，问题依然如故，因为即使拿破仑在进军莫斯科的过程中获得更辉煌的战果，仍然不能肯定亚历山大皇帝会感到恐惧而媾和，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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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时的损失并不那样惨重，但总是战略上的一个大失败。
如果１８１２年亚历山大皇帝签订了不利的和约，那么这次战局也就可以同奥斯特利次、弗里德兰和瓦格拉木会战相提并论了。
反之，如果这几次会战没有签订和约，那么拿破仑可能也会遭到类似１８１２年的惨败。
因此，不管这位世界征服者如何努力，如何机智，如何聪明，决定战争最终命运的问题依然如故。难道人们根据１８１２年战局的失败，就可以否定１８０５、１８０７和１８０９年的战局，断言这几次战局都是不智之举，其胜利不是理所当然的？
难道人们就可以认为１８１２年的结果才是战略上理所当然的，才是幸运没有起作用？这种看法恐怕是非常勉强的，这种判断恐怕是非常武断的，可能有一半是没有根据的吧！因为沿着事件之间的必然的联系，没有人能够看到战败的君主的决心。
然而我们更不能说，１８１２年战局本来应该取得与前几次战局相同的结果，其所以没有取得这种结果是某种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我们不能把亚历山大的顽强看成是不合理的。
比较恰当的说法是，拿破仑在１８０５、１８０７和１８０９年对敌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１８１２年对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在前几次战局中他做对了，而在１８１２年他做错了。
我们所以这样说，因为结果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我们说过，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那些不能肯定得到的东西，就只好依靠命运或者幸运（不管把它叫做什么）去取得。当然，人们可以要求尽量少地依靠幸运，可是，这只是对某一具体场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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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具体场合可以尽量少地依靠命运或幸运，但并。。。。。。。。。。。。。。。。。。
不是说不确实性最少的场合总是最好的。假如要这样说，那就同我们的理论观点有极大的抵触。在有些场合，最大的冒险倒表现了最大的智慧。
在当事者不得不依靠命运的情况下，他个人似乎既没有任何功劳，也不负任何责任。尽管如此，当我们看到他的希望实现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看到他的希望落空时，又会感到不愉快，我们根据结果作出的（更确切地说是从结果。。。。。。。。。。。。。。。。。。
中找到的）对当事者正确与否的判断，正是我们这样一种感。。。。。。。。。。。。。。。。。。。。。。。。
觉的表现。。。。。
但是，不能否认，当事者的希望实现时所以令人兴奋，落空时所以令人不快，这是由于存在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似乎凭幸运得来的结果和当事者的天才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不易看出的联系，而且我们也很乐意设想这种联系确实是存在的。如果一个当事者经常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