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摇晃的中国》第17章

军官都是北洋系的，有些还是淮军的老人，士兵则是北方的农民，官兵思想都相当保守，跟南方新军完全不能比。后来袁世凯得了大位，这些部队的官兵都不大满意，背后还有骂袁世凯是曹操的，说要剪辫子，都哭哭啼啼死也不肯。另一方面，这些部队，基本的官佐，都是袁世凯亲自提拔和培养的，袁世凯在里面根基很深。要带领这样一支军队揭竿而起，反叛清朝，打到北京，其实大有难度。吴禄贞和张绍曾他们，能够得到这些个有实权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廷当家的少年亲贵，因为赶走袁世凯，想要进一步清除袁世凯在北洋军中的潜势力。但自打统带第六镇以来，吴禄贞改造部队的企图，几乎是寸步难行。只有很少一部分非北洋出身的军官，如何遂、孔庚等人，受到他的影响。其他人则是既影响不了，也撤换不掉，尽管袁世凯走了，但把持朝政的庆亲王奕劻，却跟北洋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袁世凯提拔的人，想动谁，都动不了。士官三杰，又个个具有名士派头，不屑于扎实地工作，从士兵动员起。据吴禄贞的好友李书城讲，吴禄贞虽然做了统制，但在部队的时候少，在北京的家里的时候反而多，很喜欢跟一班儿文人诗酒唱和。蓝天蔚也好不了多少，他在奉天密谋起义，行动未及开始，部下就把消息透露给了总督赵尔巽。开会商议，部下有反对的，没有赞同的。只有张绍曾好些，也只培养了几个倾向革命的小营长，在张去职之后，还敢贸然起义。其实，三人之中，环境最恶劣的，要数吴禄贞，连卫队长都不是自己人，身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吴禄贞偏又疏于防范，连卫士都不找几个亲信，居然让老的统制卫队长留任。遭遇暗杀，也是必然。暗杀吴祿贞，当然不是所谓个人恩怨，因为凶手杀了人，还把吴禄贞的头颅割下，明显是跟指使之人请赏去了。指使者当时人们多怀疑是良弼，因为他是满人，坚持抵抗革命，以至于跟吴禄贞交厚的革命党人彭家珍，带有点报仇性质，玩命刺死了良弼。其实，就情势而言，最大的嫌犯，应该是袁世凯。如果是良弼，即使知道吴祿贞要反，最大的可能是说服上面撤了他，而不是行刺。刺杀了吴禄贞，最大的获益者，就是袁世凯。也只有袁世凯，有这个条件，策动旧部完成任务。
最后，需要提一下那个凶手马惠田。此人为袁世凯立了大功，后来自然不会被追究，但花完了赏银之后，却没有一个人敢用他。毕竟，作为一个卫队长，杀自己的长官，在那个还讲究旧道德的时代，是职业大忌。于是，这个为北洋系立下不世之功的人，在北洋系却没有立足之地，最终潦倒而死。
【王金发：山大王做都督】
王金发的本名是王逸，字季高，金发是他的乳名，一个人以乳名名世，肯定有点特别。在我看，多半是由于他传说中山大王的身份。毋庸置疑，王金发是光复会最彪悍的战士。1907年徐锡麟和秋瑾起义失败后，他只身逃入山中，做山大王，坚持与清朝为敌，遭到朝廷和士绅团练的多重围剿，即便如此，在饭都吃不上的情况下，还能策动反击，突袭嵊县的清兵。后来离开家乡，游走于海上，则扮演了一个革命党侠客的角色，枪法好，身手矫捷，惩治叛徒，刺杀恶徒，神出鬼没，颇有后来中共特科红队的范儿。人们都说，同盟会的叛徒投靠端方的刘师培夫妇被他堵了被窝，若不是求饶答应救人，早就做了王金发的枪下之鬼了。但诱刘叛变的汪公权和告密捕杀秋瑾的绍兴士绅胡道南，就没这样幸运，都做了枪下之鬼。据说，都是王金发干的。
革命党杭州起义，攻打抚台衙门的两支敢死队中的一支，也是他率领的。杭州光复，众人推举名绅汤寿潜做都督，但王金发却认为在秋瑾案中，汤有些不明不白的嫌疑，所以坚决反对。反对不成，自己带着敢死队，直奔绍兴，学齐天大圣，杏黄旗独树，占了绍兴，招兵买马，咱也做了都督。
王金发在革命党里，是粗豪之人，在绍兴、嵊县一带，是出了名的山大王。山大王做了都督，容易让人联想起《水浒传》里李逵做知县，《堂吉诃德》里桑丘做公爵采邑的总管。不过，王金发其实是读过书的人，据说还中过秀才，到日本留过学。只不过比起做书生，他更喜欢江湖，比起革命道理，他更热衷江湖道义。大王做了都督，当年在嵊县一带的江湖人士，都来了，他的部队，很快从不满百人，扩充到一个旅，然后将近一个师。绍兴在他没来之前，已经有一些士绅主张“独立”过了，成立了新政府，但他来之后，把所有的人都赶走，换上了自己的人，当年资助过他的嵊县乡绅黄氏父子兄弟，成为政府的核心人物，不管做好做歹，王金发基于江湖义气，照单全收。
靠义气统治一个地方，有病是自然的。部下纪律不好，但都是昔日的兄弟，王金发没法约束，军队勒索、敲诈，强取财物，甚至强奸妇女之事，时有发生。这种事被他撞上了，一枪毙掉，兴许能好上几日，然后一切照旧。几个把持府政的亲信，也只能一任他们营私舞弊，弄权弄钱。按鲁迅的观察，就是天还没凉，就由刚来时的布袍子，换成了皮袍子。当年闹革命，王家的家产荡尽，还欠了不少债。现在做了都督，就派人挑着银元，到处还债。凡是嵊县的亲戚来绍兴看他，一律赏钱，弄得王家有一搭无一搭的亲戚，相望于道，都来都督府走亲戚。他把外祖父接来绍兴享福，摆队鸣炮迎接，吓得他年迈的外祖心惊肉跳，说什么也不在绍兴待了，回家不久就死掉了。显然，对于中国人来说，骤贵耀富，倒不是太大的失德。王金发最让人看不过的，是他自己放浪形骸的行为举止。这个曾经在日本混过多年的革命党人，做了都督，还跟在日本时一样，携下女或者艺妓郊游。当时人送给他一个美婢侍寝，他就带着这个漂亮女孩，每日到处驰马，饮酒，放枪，还自以为得意，大丈夫当如是焉。这样的浪漫风流，在一个内地小城，大众的观感，自是不好。加上王金发是本地人，当初跟徐锡麟、秋瑾办大通学堂闹革命，加上他自己后来做山大王，跟当地的乡绅，有着太多的是非和纠葛。加上义气为上的王金发立意要为秋瑾报仇，当了政，复仇的面自然会扩大，睚眦之怨必报倒也不至于，但牵连较广也是事实。跟别的光复后新政府不同，绍兴有个执法处，专门审理和枪毙人犯，前前后后，据说一共杀了五十几个人。这样的镇压反革命的纪录，在当时是罕见的。那些有满人抵抗的地方，都没有这样杀人。
但是，王金发治绍的恶名，还不仅仅在于多杀了人，关键是百姓乃至乡绅的负担加重。从本质上讲，王金发矢志北伐，扩军速度奇快，一个小小的绍兴府，居然不到八个月就招了将近一个师的军队，军队多，筹饷压力自然大。绍兴没有多数现代工商业，只能从赋税上想办法，不仅传统的盐茶两税加重征收，而且光复地区普遍的减免田赋，在绍兴也提前开征。同时，王金发还借口镇压反革命，严禁鸦片，对当地粮户和乡绅大肆勒索，没收田产。这样的话，原本就对山大王充满敌意的当地乡绅，不免对他的统治群起而攻之。连他资助办的《越铎日报》，也刊登抨击他的文章。王金发的士兵前去捣毁了报社，伤了报人，结果引起更大的反弹。革命党人用武力压制言论，使得王金发在全国都有了恶名。其实，随着时间推移，王金发在舆论的抨击下，行为是在逐步收敛的。原本逮捕了秋瑾案中传说是主要告密者的章介眉，最后在各方的说情下，还是把他放了。《越铎日报》大张旗鼓地骂他，他也没把这境内的报纸封门。
尽管平时老百姓挺喜欢山大王，绿林好汉劫富济贫的故事到处流传。可一旦真的山大王来了，他们还是有些害怕的。加上山大王的统治过于随意，百姓的负担反而重了，地方的秩序反而不好了。原本在政治上跟着乡绅走的百姓，自然也就对王金发怨声载道。于是，在全国统一撤销各地军分政府的压力下，在绍兴人的告状声和舆论的抨击声中，王金发灰溜溜地离开了绍兴。唯一的收获，是手上有了几十万的大洋。
此后的王金发，就基本上变成了上海滩上的一个豪客，成天醇酒妇人，花天酒地，豪饮豪赌，收了名妓花宝宝，买了座小洋楼，安享温柔乡之福。国民党二次革命，他虽然不能说一点没有参与，但毕竟没有出来亮亮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