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年:中国盛衰之交》第59章

诗写得极好，尤其是后两句堪称千古名句。只是受赠人花敬定太过臭名昭著，引来众人对杜甫写此诗意旨的种种猜测。有人认为杜甫当时是真心称颂花敬定；有人认为是违心赞誉花敬定；有人认为是成心讽刺花敬定。杨慎《升庵诗话》云：“（花卿）蜀之勇将也，恃功骄恣。杜公此诗讥其僭用天子礼乐也。而含蓄不露，有风人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之旨。公之绝句百余首，此为之冠。”还有人认为此诗“似谀似讽”（《杜诗镜铨》）；更有人认为这是杜甫赠歌妓之作。《唐风怀》提到：“南村曰：少陵篇咏，感事固多，然亦未必皆有所指也。杨用修以花卿为敬定，颇似傅会。元端云是‘歌妓’，于理或然。”《网师园唐诗笺》也说：“不必果有讽刺，而含蕴无尽。”
历史人物当时所处的环境与局势，后人无法一窥全豹。正如笔者一直所强调的，在历史人物的行为中，有一些是由其个人意识所不能左右，为个人力量力所不能及的。实际上，当时的杜甫并没有像后世所誉“诗圣”的地位，他的声名远不及李白、王维，甚至不及孟浩然、贺知章等人。在四处流浪的生活中，杜甫为了生计，确实迎合过他所不耻的一些官吏。后人与其人为地为杜甫掩饰，不如真实地还原杜甫当时的处境，便能知道他为花敬定作诗的真实目的。无论如何，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杜甫才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杜甫。关于杜甫，后面还有专门的篇章论述。
花敬定纵部抢掠一事在当时影响极大，肃宗专门派特使前往调查。作为花敬定的直接上级，崔光远自然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因此而忧郁成疾，于上元二年（761年）十月卒。在崔光远身上，很好地反映出在矛盾冲突的大背景下，历史人物所呈现出来的多面性。由此可见，在丰富多彩的历史进程中，历史人物均受时代的制约，无法摆脱当时具体局势的控制。
【三　收复两京】
至德二年（757年）二月，肃宗从彭原（今甘肃宁县）进至凤翔（长安西300余里），向长安逼近了一大步，并召集诸道兵马，谋取收复长安。长安人听说肃宗到达凤翔后，纷纷从城中逃出归顺唐军。
当时，协助肃宗指挥全局的李泌主张先派安西及西域兵进军东北，从归州（今河北怀来）、檀州（今北京密云）南攻范阳，先夺取叛军老巢，让叛军首尾不能相顾，疲于奔命，这样，唐军便能以逸待劳。肃宗求胜心切，说：“现在大军已集，江淮庸调也到，应以强兵直捣叛军腹心。如果派兵至东北数千里，先攻取范阳，则是舍近求远。”李泌说：“如果现在以所有的兵力收复两京，虽能攻下，然而叛军一定会东山再起，我军又将陷于危急境地。现在我们的精兵主要是西北边镇和西域诸胡的军队，性耐寒而畏暑，如果利用其士气，进攻叛军疲劳之师，一定能够攻克。而现在两京已到春天，叛军收其残兵，逃归范阳老巢，关东暑热，官军忍受不了，一定要回西北。这时叛军休兵秣马，将会卷土重来。那样就会征战不休。不如先用西北之兵攻取叛军巢穴，其退路已断，然后再彻底消灭之。”但肃宗急于收复长安、洛阳两京，没有耐心等待，没有听从李泌的建议。
不过，还没有等到肃宗正式开始收复两京的调度，便先经历了一场惊吓。当时，唐军关内节度使王思礼驻扎在武功，兵马使郭英乂驻扎在武功东原，王难得驻扎在西原。二月十九日，叛军大将安守忠突然率军进攻武功，郭英乂军迎战，不料唐军大败，郭英乂本人也中了一箭，狼狈而逃。而王难得见死不救，自己率军撤退。王思礼孤掌难鸣，便率军退到扶风一带。叛军骑兵一度赶至大和关（今陕西岐山南），距离凤翔只有50里，肃宗大惊，下令凤翔戒严。
幸好叛军只是虚晃一枪。实际上，此时叛军内部矛盾重重。自从安禄山占据洛阳后，大肆享乐，他原本就极为肥胖，以至患上了目疾，双目几乎失明。又生有疽疮，经常疼痛难忍。他本来就很暴躁的性情，变得格外残暴，遇事稍不称心，轻则呵斥、谩骂，重则鞭挞，甚至杀人，弄得身边的亲信人人自危。安禄山身边的宦官李猪儿挨打最多，由此心生怨恨。而安禄山称帝以后，深居禁中，大将难得见其一面，一切大事都由严庄（怂恿安禄山起兵之人）传达。即使是如严庄这样的心腹重臣，也经常被安禄山鞭打。安禄山平日宠爱小妾段氏，段氏见安禄山如此状况，料来命不长久，便想为自己打算，让亲生儿子安庆恩取代安庆绪的“太子”地位。安禄山也颇为此意，因此造成安庆绪的自危，使父子矛盾激化。严庄为了自己的利益，乘机唆使安庆绪和安禄山的贴身宦官李猪儿杀安禄山以求自保，于是严庄与安庆绪深夜持兵立于房外，李猪儿持刀入房，猛砍睡梦中的安禄山的大肚子。一连几刀，血流如注，连肠子也流了出来。安禄山从睡梦中惊醒，连忙去摸枕旁的护身佩刀，佩刀却早已经被李猪儿藏了起来。安禄山摇动帐竿说：“一定是家贼杀了我。”最终因失血过多痛苦地死去。
安禄山死透后，安庆绪、严庄才进入房内，用毡毯包裹好尸体，埋在床下。严庄对外宣称说安禄山得了急病，立晋王安庆绪为太子。于是庆绪即帝位，尊安禄山为太上皇。安庆绪昏庸懦弱，言辞无序，严庄生怕众人不服，便不让安庆绪见人。安庆绪也日夜纵酒为乐，称严庄为兄，事无大小，皆取决于严庄。
安庆绪杀父自立后，任命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兼领恒阳（今河北正定）军事，封妫川王。然而，当初安禄山攻陷两京后，将大量掠夺来的财帛珍货都运往老巢范阳，所以安禄山一死，这些财物都落入史思明之手，他不满安庆绪弒父自立，开始拥兵自重，不听安庆绪的命令。安庆绪的声望本来就不及其父，对此也无可奈何。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迫不及待的肃宗任命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召其率军赴凤翔，预备发起总攻，一举攻克长安。叛军大将李归仁闻讯率领骑兵5000至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郭子仪事先派部将仆固怀恩（铁勒部人）、王仲升、浑释之、李若幽在白渠留连桥埋伏，结果叛军中了埋伏，全军覆没，李归仁跳入白渠水中，才逃得一命。
郭子仪首战告捷后，随即与关内节度使王思礼合兵，向长安进军。叛军大将安守忠、李归仁率大军在京城西清渠抵挡唐军，双方相持7天，唐军无法前进一步。安守忠假装撤退，郭子仪立即下令全军追击。叛军派出9000骁勇骑兵，摆开一字长蛇阵，唐军上前进攻的时候，长蛇阵首尾突然变化为两翼，夹击唐军，唐军大败。唐判官韩液、监军孙知古都被叛军俘虏，军资器械丢弃殆尽。郭子仪不得不退军，并上书肃宗，请求自贬。
肃宗见唐军一败再败，认为叛军精锐难敌，一直忧心忡忡。郭子仪认为回纥骑兵精锐，可与叛军匹敌，便劝肃宗请回纥派援兵。肃宗与回纥怀仁可汗定约：“收复京师之日，土地和百姓归唐，金帛与子女尽归回纥。”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饮鸠止渴，同时将灾难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
怀仁可汗欣然同意，立即派儿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等率4000精锐骑兵来到凤翔，要助唐军一臂之力。肃宗十分高兴，盛情宴劳赏赐叶护，惟其所愿。回纥军的伙食也优厚于唐军，每天供应羊200只，牛20头，米40斛。肃宗之子广平王李俶（后改名李豫，即为后来的唐代宗）还与叶护对天盟誓，约为兄弟，叶护大喜过望，主动称呼李俶为兄长。
至德二年（757年）八月二十三日，肃宗犒赏三军，准备发起总攻长安、收复京师的战斗。郭子仪依然任天下兵马副元帅（广平王李俶挂名天下兵马元帅），负责总指挥。肃宗对郭子仪说：“事情成败，在此一举。”郭子仪回答说：“如果这一战不能收复长安，臣当以死来相报。”
八月二十七日，御史大夫崔光远（即前面那位反复无常的京兆尹）首先出战，大败叛军于骆谷（今陕西周至西南）。随后，唐将光远行军司马王伯伦、判官李椿率2000人马进攻中渭桥（今陕西咸阳东北），杀叛军守桥兵1000余人，并乘胜攻至长安苑门，形势一度对唐军有利。当时驻扎在武功的叛军听说渭桥失守，担心腹背受敌，便急忙弃地而逃，奔回长安，刚好遇到唐军进攻长安苑门，于是与守城叛军内外夹击唐军，唐军溃败，唐主将王伯伦战死，另一主将李椿被叛军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