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1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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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崇祯一步一步走向那个著名的结论：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李自成攻入北京前一天，情甚危，崇祯紧急召见百官，彼此相视无语，束手无策。“上书御案，有‘文臣个个可杀’语，密示近侍，随即抹去。”｛182｝这一刻，崇祯对群臣的仇恨达致顶点。
上面，文秉已谈到崇祯对群臣失望的标志，是重新依靠宦官。
这苗头在他下旨撤回各镇守太监后不久，即已显露。崇祯元年五月，他重新委派内官提督京城及皇城各门。崇祯二年十月“乙巳之变”即皇太极率十万满蒙骑兵突入关内、逼临北京之际，他又将太监安插到军营中充当特务，从事监视，或稽查人员编制、军饷情况。到崇祯四年，派遣太监的范围，波及政府部门，朱由检最关心也最不放心的是钱的问题，于是他挑选了两个与此有关的部门——管钱的户部和用钱最多的工部——让司礼监张彝宪总理二部。有关臣工深受羞辱，工部右侍郎高宏图上疏抗议，有“内臣张彝宪奉总理二部之命，俨临其上，不亦辱朝廷而亵国体乎？臣今日之为侍郎，贰【副之，居于其下之意】尚书，非贰内臣”之语。崇祯答以“军兴，兵饷紧急，张彝宪应到部验核”的理由。高宏图继续抗议，连上七疏，最后愤而引疾求去，崇祯也很恼怒，报以开除公职。｛183｝
崇祯回到依靠太监的老路上去，是他一生遭受诟病最多的问题。后来，打开城门放李自成军进城的，正是太监曹化淳。很多人就此对朱由检感觉到一种自食其果的快感。其实，谁放李自成进来，是次要的。若非曹化淳，别人就肯定不会开这个门吗？或者，只有太监会投降，文臣武将就必无此辈吗？关节显然不在这里。那个门，曹化淳不开，也总会有别的人来开。李自成攻下北京，岂是靠着一个太监替他将门打开？
崇祯的错误或者无奈在于，他感到满朝上下无人可用，于是重新信任太监。说信任，恐怕不是真信任。一来既然他一开始自己主动撤回各镇守太监，说明他对太监干预军政的危害，是有认识的；二来以崇祯的性格，恐怕很难信任任何人，所谓信任，不过是相形之下，何种人他更便于控制而已。在与朝臣的关系中日渐身心俱疲之后，他感到用太监比较简单直接、比较容易掌握，他想办实事，也有太多急事要处置，不能多费口舌与周折，虚耗不止——如此而已。他对群臣说过这样一段不满的话，很代表他的心思：
总是借一个题目，堆砌做作，落于史册，只图好看，一味信口诬捏，不顾事理，但凡参过内臣就是护身符了，随他溺职误事，都不诛处，这是怎么说？｛184｝
这些话，是戳着士大夫痛处的；同时，非深受其害者，说不出来。
至此，我们从方方面面考量了崇祯的“有君无臣论”，感觉此论之出尚非一味自怜，怨天尤人，将过错诿于他人。官场的腐败、士风的椓丧、人心的涣散，总之，如崇祯“溺职误事”一语概括的那样，明代官僚政治机器已经处在严重的运转不灵的朽坏状态。
我们替他的辩白，或给予他的同情，到此为止。关于明朝亡国的认识，必须还以历史的公道。
首先，我仍坚持明代士大夫是历来中国比较出色的一个儒家官僚集团（以这种集团自身的职业标准来看），正是他们的杰出工作，才令愚暗加无赖型帝王罕见地层出不穷的明王朝，得以苟延残喘近三百年之久，否则它早该崩解。反观那些禀赋顽劣、樗栎之质的皇帝，休说造福国家人民，但凡他们不过分地作孽，即属难得。实际上，他们前仆后继、彼此竞争地比着谁更拥有祸害士民的才干。“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我们看得很清楚，百余年来，甚至更早，朱家登上龙床的每个人，都在自掘坟墓、驱离人心。现在，不过是到了它应当领受这种合理结局的时候。崇祯只说他不是亡国之君，单单不提前头理该亡国之君恰有多少！据此，说他对朱明统治的罪孽既无认识，更无任何诚恳的醒悟与忏悔，恐怕毫不为过。一旦挖出这个思想根源，虽然他自评并非亡国之君，而国仍在自己手里亡了，照我看也并不冤枉。
其次，除了思想认识说明他并非真正的杰出人物，见地、觉悟与道德都不足以挽狂澜于既倒之外，他在性格方面也存在太多瑕疵。这些性格的缺陷，置他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并随时随地抵消着他的努力，使他注定不能超越命运，成为它的战胜者。
他肯上进，不甘堕落，困苦中仍不放弃而冀有所作为，这些品质是确凿的，在朱棣的那些几乎清一色污泥浊水般的子孙中间，殊为难得。然而，这仅是在其家族内比较而言；一旦出此范围，衡以更高标准，朱由检只能归于平庸之辈。
他几乎每一个好的方面，都同时伴随着致命的局限性。比如说：有鲜明强烈的意志，却缺乏把这样的意志成功贯彻的能力；有高昂的热情，却因为不能冷静缜密地思考而使这种热情流于急躁与浮躁；自尊自持，却又分不清楚自尊自持同刚愎自用的区别；有是非有主见，却缺乏对现实实际的体察和理解；渴望效率、喜欢雷厉风行，却往往忽视事情的曲折和复杂性；明快直切，不懂得很多时候不能相逼太急，要给人空间和余地；很有原则性，却不解当执则执、不当执则不执，不会妥协、不善合作、不知转圜；严于律己，却不能宽以待人；敢爱敢憎，却没有识人之明……他这种人，能在承平之世做一个还算正派的皇帝，做不得危乱之时的英杰之主——才具不够。
固然他可以声辩，原供皇权驱策的官僚机器，这时已经像一个自我编程、有自我意志的“生命机器人”，拒不执行他的指令；或单独构成了一种网络，依自己的规则运转，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在某种程度上，崇祯对官僚机器的指挥，的确失灵，最后关头，鸣钟集百官竟无至者，形象地说明了这种现实。但是，他不是没有指令畅通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树立威望从而可以有力掌控官僚机器的机会。
当其一举扫除权阉、敉定逆案时，天下归心，很多人对他寄予厚望，以为得遇中兴之主。那时，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如果他对现实的认识足够深刻，如果他的性格足够健全，如果他对事务的处置足够高明和恰当，他将不难做到统一思想、使大家团结在他的周围、锐意进取。然而，他显然未能抓住已经出现在眼前的大好时机，任性、率性、固执、偏激，一再出错，遂使刚刚复苏温暖的人心重新变得冷漠。
“枚卜之争”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对于朝臣拉帮结派的愤怒固然很有道理，但岂能不由分说地认定较为人多势众的钱谦益一方就是罪魁祸首，乃至所谓“科场舞弊案”，钱谦益与之无涉明明已有司法结论，他却一定要推翻，而且把自己的支持毫不犹豫地奉送给品质很坏的温体仁？
至于袁崇焕一案，更是他轻躁苛刻、不辨贤愚、心性狭薄的明证，当着人心涣散、满朝碌碌、充斥着空头政客的时候，崇祯能有袁崇焕这么一个干才可用，实乃福分，他却因为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而受到的一时惊吓，和敌方设计的一出类乎蒋干盗书式的反间戏，极其幼稚、丧失理智地将自己的边疆干城拆毁、推倒。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崇祯连这起码政治风度都没有；而目睹了袁崇焕的下场，每个有才干、敢承担的士大夫，又怎能不心寒？至于后来在边防、剿“贼”之中的用人，更加一无是处——不足倚任地引为心腹，可用之才却被百般掣肘。在杨嗣昌、熊文灿与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之间，他的立场基本搞错。
杀袁崇焕时，河南府推官汤开远上疏，批评崇祯不能善待臣子，及其性格缺陷。开宗明义，第一句“皇上急于求治，诸臣救过不给”就论得很透；崇祯君臣间的不解之结，大致就在此句中。以下具体论述，都击中要害：
临御以来，明罚敕法【整饬法令】，自小臣以至大臣，与众推举，或自简拔【指崇祯亲自直接提拔】，无论为故为误，俱褫夺配戍不少【稍】贷【宽恕】，甚者下狱考讯，几于乱国用重典矣。
皇上或以荐举不当，疑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