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1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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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齐党、楚党、浙党（更不必说后来的阉党）不同，东林党确实有了一点近代政党的影子。它是一个精英群体，有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有基本的伦理和治国理念，而非纯粹出于各种功利目的达成的妥协，或建立的同盟；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运动，一种空头学术，而明显存在用理论改造现实的强烈意愿，试图去代表和表达比较广泛的民众诉求（这是它在遭受魏忠贤迫害时能够被民众所拥护的原因）。
人们因为思想立场，汇集起来；然后又带着这立场，返于政治实践。万历晚期，东林党人的政治影响力开始显现。他们在诸多重大朝政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由于当时政坛，只有东林党人形成自己的基本政治理念，别的派别都是在攘权夺势动机支配下，搞实用主义权术、机会主义政治，相形之下，东林党人看起来似乎就很有原则、很执著、很不顺从、很理想主义，总扮演现实的批评者和反对派。这让万历皇帝备感恼火，严厉加以打压；反过来，东林党人在一般读书人和民众中间，却取得良好声誉，被视为“正人”。
这声誉，乃是雄厚的政治资本，借乎此，随着神宗死去和光宗即位，东林党人遂得以成为主流派。一朝天子一朝臣，当初东林党人从维护“国本”的立场出发，坚定支持太子朱常洛，阻挠朱翊钧偏私郑贵妃及福王，现在朱常洛熬出头，当然要对东林党人表示信赖。他开始重用东林党人，虽然在位仅一月便遽尔病殒，但指定的顾命大臣中，东林党人占有相当的比例。“移宫案”中，也正是有赖这些人，朱由校才脱离李选侍控制，实现权力平稳过渡。出于这种关系，刚刚做皇帝的朱由校，与东林党人之间，不但没有龃龉，反而深为倚重，刘一燝、叶向高、邹元标、赵南星、左光斗、孙慎行、杨涟、高攀龙、王之宷、袁化中、顾大章、周起元、魏大中、周朝瑞……这些东林骨干以及同路人，或居高位，或被重新起用，从而出现了所谓“众正盈朝”的局面。
“蜜月”是短暂的，朱由校迟早要跟东林党人翻脸。非因别故，就是因为东林党人以“正人”自居，试图在政治实践中坚持他们从思想理论上认明了的一些理念；反观朱由校，作为皇帝，用“私”字当头去理解、运用和支配权力，同样必然。此二者之间，一定会有抵触，一定将爆发矛盾。
“私”字发挥作用之际，朱由校自然而然与客、魏之流穿上一条裤子，而与扶其坐上龙床的东林党人愈行愈远，直至视之为仇雠。
东林党人，也因为以“正人”自居，不肯妥协，同样陷入一种历史宿命。这宿命，直接地讲，就是“梃击”、“红丸”、“移宫”这明末三大案所形成的历史积怨。欲明天启党祸的由来，三大案实为一个关键。
万历以来，东林党人不弃原则，一直与众宵小为敌，结下很多“梁子”。三大案中，他们得罪了一大批人：太监、宠妃、朝臣中的投机分子等等。这些人个个怀恨在心，但有机会，即思报复。魏忠贤本人在“移宫”之际押宝李选侍，又力主将朱由校扣为“人质”。东林党人成功解救朱由校后，杨涟即疏劾魏忠贤，欲绳之以法。虽然在王安保护之下，使用调包之计，混淆视听，将李选侍身边另一个名叫李进忠、也犯有过错的太监（前面说过，当时魏忠贤还未改名，也叫“李进忠”）推出抵罪，但这始终是魏忠贤的一大心病。后来对杨涟、左光斗等出重拳、下毒手，实在也是被这恐惧所激发——从清洗东林党后推出《三朝要典》来看，魏忠贤的目的就是要翻案，否定东林党人作为这段历史的“正确路线代表”。既然老大一马当先，带头迫害东林党，三案以来与东林党人有各种“不解之怨”的众宵小，能不欢欣踊跃、奋勇向前？
此为党祸发作之前的一些背景。然而，大狱兴起，第一位受害人却并非东林党，而是一个不相干的人。
话说天启四年，魏忠贤权力已达极盛期，阉党亦成气候，“正人”与“小人”之间，已到决战时刻。四月二十一日，有人突然上了一道折子，指控内阁中书舍人汪文言招权纳贿，而其后台正是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和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奏折递上的第二天（乙巳日），就有“圣旨”“下文言镇抚司【狱】”｛113｝，反应出奇地快，恐怕是预先安排好的。
这个姓汪的，算是当时北京政坛和社交界的一位奇人。安徽歙县人，并非正途出身，过去在县里当一员小吏。有苏秦、张仪之才，聪明之至，脑子好使得不得了，做人也是八面玲珑、滴水不漏，而且颇具任侠之风。因为这些禀赋，万历年间，他被当地一位地方官看中，为他捐了监生（国立大学学生）的名分，派到北京“卧底”——在官场中“刺事”。由此，汪得以结交京城上层社会，所到之处，其为人和才干都教人刮目相看。靠某种机缘，他与当时的东宫伴读王安相识；据说，他经过观察，发现王安“贤而知书”，于是“倾心结纳，与谈当世流品”，风雅之间，彼此相得。后又与东林党人过从甚密，很快成为北京政界要人跟前的红人，或者说，中国明代的“院外活动家”。他以这样的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明史》记有两条：一是“用计破齐、楚、浙三党”，详情不明，倘真有此事，此人巧智恍若孔明再世；二是光、熹之际，也就是“移宫案”过程中，“外廷倚刘一燝，而【王】安居中以次行诸善政，文言交关力为多”｛114｝——朝廷事靠刘一燝，宫廷里面靠王安，而刘、王之间的沟通，则靠汪文言，最后成功粉碎李选侍的听政企图。这第二件大功，非同小可，汪文言以一个民间政治家，在重大历史关头发挥这种作用，也真称得上古今一人。东林党人一直很器重他，叶向高任首辅后，破格简任他为内阁中书舍人。官职虽然顶小，但对一个没有“文凭”、“学位”，亦即本无资格做官的人来说，毕竟算是把脚踏入了官场。
正为此，尤其汪氏在“移宫案”中扮演了那样的角色，他早已是魏忠贤的眼中钉、肉中刺。
但魏忠贤绝不以整汪文言为满足，汪下狱，只是由头，以便挖出“后台老板”，揪出更大的牛鬼蛇神。东林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负责办这案子的镇抚司首脑刘侨，并非阉党。东林党人、御史黄遵素去见他，说：“文言无足惜，不可使缙绅祸由此起。”｛115｝以避嫌的语气，婉转指出有人想借汪文言案生事，把国家搞乱。刘侨果然秉公办案，不搞逼供信，“狱辞无所连”，对汪文言只做出褫职加打板子的处理。然而，数月后此案复发并在整个党祸中居极重要的位置——此乃后话，先按下不表。
汪案暂告段落，但所有人，东林党也罢，魏忠贤也罢，都晓得事情绝不至此为止。向汪文言发难，只是“冷空气前锋”带来的乌云，急风暴雨还在后头，大清洗已不可避免。
对此情势，东林党几个核心人物展开激烈争论：到底要不要跟魏忠贤及其阉党摊牌？杨涟认为退无可退，坚决主张反击。左光斗、魏大中均抱同感，黄遵素、缪昌期则担心“击而不中”，局面不可收拾。
其实，黄、缪的担心极有道理，只是杨涟所见更为透彻。当时形势，无论东林党人反击与否，魏忠贤决心已定，必然下手。不管东林党有无把握，他们都已没了退路。
虽然意见并不统一，杨涟仍于六月初一，单独上疏，矛头直指魏忠贤。列其二十四项大罪，有些是拿来充数的，但大多数是事实，罪名相当严重：擅权乱政，口衔天宪，培植亲信，虐害妃嫔，堕杀皇子，倾陷大臣……
如果朱由校亲自阅读这份奏疏，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实际的情形是，奏疏首先落在魏忠贤手里，他倒不敢不呈给朱由校，但据刘若愚说，魏忠贤安排王体乾念给朱由校听，后者“心感客氏培植掌印【他的掌印太监职位，是客氏帮着搞到的】，遂将如许参本不肯字字念全，而多方曲庇之”｛116｝。有称，朱由校所以不亲自读本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