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91章

，昼夜不解者凡三四日。”她们的家人也都不同程度受到牵累，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充为奴。
一群宫女，为何以必死的决心，起来谋害嘉靖？这已成永远的秘密。审讯是在紫禁城内完成的，真相只有嘉靖本人、方皇后和极少数内监知道。《实录》对此讳莫如深，只说“诸婢为谋已久”｛106｝，就这么六个字。透过“已久”二字，我们隐约猜见事情非起自于一朝一夕，实在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总之，这些姑娘们于夜色中走近嘉靖卧榻时，明白地采取了荆轲式的一去不复返的姿态；成也罢，败也罢，等候她们的好歹都是一“死”。她们是决计抛别自己的性命了，唯一目的仅仅是让嘉靖去死。这究竟为什么？因为宫中寂寞、青春无望？不可能。古来多少宫女遭受同样命运，却从来没有人为此去拼命。这更不是争风吃醋，十几名女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肩并着肩，迈向睡梦中的嘉靖——这是暴动，是复仇，是索命，是“血债还要血来还”。我们无法说出，但我们知道，她们必定经历了非人的对待，而且是长期的、看不到尽头的。
这桩谋杀案，史称“壬寅宫婢之变”。
一次火灾，一次谋杀，两度直面死神。尤其后面这次，差不多等于死过一回，让本就惜命非常、疑神疑鬼的嘉靖，惊恐万状。一只脚踏上了奈何桥却又侥幸抽身回到人间的他，无法再在乾清宫中安睡，乃至对整个紫禁城都产生心理障碍。“说者谓世宗以禁中【紫禁城】为列圣升遐之所【历来皇帝们去世的地方】，而永寿则文皇旧宫【西苑永寿宫，为朱棣燕王府旧址】，龙兴吉壤，故圣意属之。”｛107｝因此，他执意迁往永寿宫，“凡先朝重宝法物，俱徙实其中，后宫妃嫔俱从行，乾清遂虚”｛108｝（当他再次回到这里，已经是具尸体——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死后，停柩于此）。
他丢下国家、人民、大臣和皇宫，甚至部分地丢下对权力和虚荣的欲望，不顾一切地逃命去了——身体逃往西苑，灵魂则逃往道教。“上既迁西苑……不复视朝，惟日夕事斋醮。”｛109｝“宫婢之变”也许并不是嘉靖沉迷道教的分水岭。这以前，他的兴趣已经极浓厚。不过，他全面推掉政务，不再履行国家元首的义务，确从“宫婢之变”开始。
此时，他三十来岁，春秋正盛，却已经生活在来日无多的恐惧之中。尽管对死亡的恐惧，不分贵贱，人所共有。但细分辨，其实并非一事。普通人所忧者，是生存之艰，他们度日如年，多活上一天便是幸事。皇帝——四面楚歌、山穷水尽者除外——却忧无可忧，生存对他们来说不构成任何压迫，而唯一不能克服和必须面对的，只是“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亦即，他们再拥有一切，却独独不能终免一死。普通人一生随时面临失去，体验失去，而帝王则只担心一件事——失去生命。就此论，死的恐惧带给帝王的心理压力，远大于普通人。
大多数人到了精疲力竭的老年，心中才有空暇去考虑死亡。我们的嘉靖皇帝，年纪轻轻，却已经深深陷于对死的焦虑。上帝是公平的，他一面让嘉靖这种人忧无可忧，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担心的事，一面让他才三十来岁就没日没夜地为死而牵肠挂肚、愁眉不展、心惊肉跳。就我个人而言，人宁肯生活经历中多一些困境，也不要三十来岁的时候就只能操心一件事情：怎样可以长生不死。
从三十来岁到六十岁，二十多年中，嘉靖就只活在这一个念想里面。这其实是一种极其严酷的生存。严酷之处不仅仅在于恐惧，而且在于他不得不想办法来消除这恐惧。后者是最糟的。试问能有什么办法呢？请注意，由卝文卝人卝书卝屋卝整卝理他关心的并非“健康”，而是“不死”。倘若仅仅是“健康”，办法很多：好的饮食、生活习惯、心性调养……都能够起作用。但不是，他想要的不是“健康”，是“不死”——这其实根本没有办法。然而他又一定要找到办法，不找到不行。于是，麻烦、危险悄悄地走近他，而他也飞蛾扑火般兴高采烈地迎上前去。他们彼此拥抱，互相觉得可爱。这样的迷恋，一直延续到嘉靖行将就木之前。
论史者多认为嘉靖死于崇道。非也。嘉靖之死，死于自己，死于心魔。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固然从邵元节开始，嘉靖身边的道士极尽欺骗之能事，但说到底，骗术奏效终因嘉靖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自家心里预设了那种期待，稍有巧合，他不觉得事情本来如此，却认定是法术灵验或虔诚祈求所致。
诞生皇储的事情就很典型。嘉靖即位十年，迟迟未生皇子，他自己急，臣子也急。行人司有个叫薛侃的官员，竟提出“宜择宗室之亲贤者留京邸，俟皇子生而后就国”｛110｝，语气全然对嘉靖能否生子很表悲观，惹得嘉靖“怒甚”。总之，压力很大。道士邵元节趁机劝嘉靖设醮求嗣，正中其下怀。从嘉靖十年十一月开始，在宫中正式设醮坛，由礼部尚书夏言专任“监礼使”，嘉靖本人和文武大臣轮流上香。此事持续了很久，直到第二年十一月，翰林院编修杨名还上疏敦促停止醮祷，说“自古祷祠【祀】无验”｛111｝。谁料想，几乎同时，后宫传来阎氏——后被晋封为丽妃——受孕的喜讯。十个月后，嘉靖十二年八月，阎氏为嘉靖产下他的第一个儿子。虽然这孩子命薄，只存活了两个月就死掉，但邵元节法术奏效却似乎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三年后的嘉靖十五年，昭嫔王氏又产一子。《明史·邵元节传》说：
先是，以皇嗣未建，数命元节建醮，以夏言为监礼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越三年，皇子叠生，帝大喜，数加恩元节，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11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邵元节弄法之前，膝下十年无子；自打邵元节建醮，“皇子叠生”。这叫“事实胜于雄辩”！嘉靖认为，所有攻击邵元节、道教和他的信仰的人，统统可以闭嘴了，于是隆重奖掖邵真人邵大师。但他偏偏忘记了，在装神弄鬼之前，邵元节早已帮助他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那便是广选“淑女”，例如《实录》记载，建醮当年的正月，曾有“淑女四十八人”入宫｛113｝；这应该是不完全的记录，因为我们发现《实录》对此类细节有时记载，有时却加以隐讳。另外，不能排除邵元节会采用某种药物来帮助这些女子受孕，高级道士身兼医药家的情形并不少见，有记载证实，这个邵元节起码在研制春药方面颇具造诣，而且确实卓有成效（详后）。嘉靖却不屑于现实地看待“皇子叠生”现象，而宁可将它理解为神迹，原因是这种理解更能满足他内心许多深远的想象和诉求。
神秘主义的东西，关键在于“信”。因信成义。信则灵，不信它就拿你一点办法没有。嘉靖最不缺的，就是这个“信”字。“皇子叠生”他相信是邵元节祷祀灵验，太子出牛痘痊愈他相信是陶仲文法术成功，连鞑靼边患的解除，也被他认为“实神鬼有以默戮之”｛114｝。
因为只信不疑，不要说半真半假的骗术，就连仅以常识即可知为虚妄的骗术，也轻易被他照单全收。甚至骗术戳穿后，还是无所触动。例如段朝用事件。段朝用，庐州（今安徽合肥）人，先为武定候郭勋（当时勋贵中一大丑类，从“大礼议”到崇道，对嘉靖步步紧跟）延于府中，声称“能化物为金银”｛115｝，更进一步吹嘘，经他点化的金银，制成器皿，“饮食用之可不死”｛116｝。这还了得？陶仲文就把段朝用推荐给嘉靖。神奇法术，嘉靖之最爱；兼有郭勋、陶仲文两大“最具信誉度爱卿”做担保，段朝用马上入宫，被封“紫府宣忠高士”，同时赏赐郭勋。段氏自然没有“能化物为金银”的本事，最初献出的器皿，所用金银都是偷盗来的。入宫后，嘉靖索取甚多，段氏渐不能支，无奈下他想出各种巧妙借口，奏请国库支与银两，先后达四万余两——嘉靖居然不曾想一想，一个能点物为银的人，反而伸手向他讨要银子！须知嘉靖并非白痴，智商不弱，在玩弄政治权术上我们已充分见识了他的精明。唯一合理的解释，他对于道术实在太过迷信。久之，段朝用的“科研成果”，势必越来越少，嘉靖也感觉到了不满意。正当此时，段的一个小徒弟因为和师父闹意见，忿而举报真相，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论理，段朝用完了，宜有灭顶之灾，可是糊涂嘉靖先将段下锦衣卫狱，却很快又饶了他，只给他降级处分，“改羽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