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89章

极。严世蕃腐化堕落、横行于世，确有其事，若论谋反之念，他并非其人。徐阶知道唯此方能置对方于死地，便捕风捉影加以构陷。在徐阶上报的材料中，严府被指控非法搜刮聚敛了天文数字的财产：“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94｝然而实际籍没所得，远低于此数，甚至连零头都不足。嘉靖后来曾亲自过问此事：“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一所巨屋只估五百两，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95｝再到以后，无法交差的徐阶也不得不承认，籍没财产数字确有夸大，原因是“逆党”口供乱加“指攀”。｛96｝到万历年间，普遍认为有关严氏父子“巨贪”的说法并不属实，左都御史赵锦指出：
【严案】虚上所当籍事【虚报应当抄没的数额】，而其实不副，则又株连影捕，旁摉【通“搜”】远取，所籍之物强丰出于无辜之民【因为要凑数，人为和强行地增加抄没所得，而损害了许多无辜之人】。｛97｝
这是赵锦在万历十二年四月，张居正被抄家时，不愿严案的前车之鉴重演，专给神宗（万历）皇帝上的奏折中讲的话。奏折还指出：经查明，连严世蕃所谓“谋反状”也属莫须有（“今日久事明，世蕃实未有叛状。”）。由此可知，当初徐阶用来使严氏父子身败名裂的两大主要罪状，大体都是捏造。赵锦是正直的人，他非但不是严党，恰恰相反，当年在嘉靖朝，他是最早起来疏劾严嵩的官员之一。但他并不因为自己反对严嵩，而认为可以用捏造手法去陷害此人。尤其当事实证明徐阶替严嵩编造的巨额财产纯属子虚乌有之后，赵锦替严嵩感到了不平，他在去贵州就任途中，经过分宜，“见嵩葬路旁，恻然悯之，属有司护视【拜托地方官加以保护】”｛98｝。他牢记住这教训，当张居正垮台同样遭人倾陷时，他站了出来，抗议。这样，神宗才允许给张居正家留空宅一所，田地十顷，用以赡养张的老母。
赵锦，鉴证了正直人格的存在，但在嘉靖朝以后，这种人格日益稀少。
严嵩的故事，无非就是一幕卑微、卑劣人格的悲喜剧。从男一号严嵩，到男二号、男三号、男四号夏言、徐阶、严世蕃……遵循剧作家兼导演朱厚熜先生的安排，共同讲述和演绎了自嘉靖年间始大明士大夫阶层冠冕荡然、名节沦丧的主题。在这台波澜壮阔的大戏之外，尚出演过无数不为人知的同主题短剧、活报剧、小品——就像嘉靖年间作家宗臣的《报刘一丈书》描述的那个不知名的“朝夕候于权者之门”的小知识分子官吏。虽然对于那样一个制度、那样一个社会，这一点点的堕落，就其本质无伤大“雅”，谈不上把一个好制度变成坏制度、把好社会变成坏社会。但毕竟，帝制中国的相对的正义性，确实是靠儒家伦理来维持的，也确实把相当的希望寄托在士大夫砥砺名节的操守基础之上，如果这仅有的保障不复存在，这社会就真的连一丁点的理性也泯灭了。
严嵩从“小人物”（出身于所谓清寒之士即穷读书人家庭）始，以“小人物”终（贬为平民和抄家后，“寄食墓舍以死”｛99｝）。不单其命运和遭际，在精神上，此人骨子里从来是小人物，天晓得世人怎会认为这样一个人配称一世奸雄。读其史传，我看到的是一个人提心吊胆、担惊受怕、随时可能掉入陷阱也因此随时准备反咬一口的一生。
他不过是嘉靖掌中被他兴致盎然地戏弄来戏弄去的一只耗子。
我记得嘉靖有一只最心爱的“狮猫”，它的死，让嘉靖很伤心，当袁炜以“化狮为龙”的创意来纪念它的死时，嘉靖顿时欣慰异常——他一定很欣赏这只“狮猫”戏耍猎物的本性和本领，因此而引为同调。
死得其所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对于大明臣民，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是年，严嵩以八旬之龄在老家死于贫病。奇怪的是，他一死，二十年来一直以在幕后操纵他为乐事的“木偶艺术大师”嘉靖皇帝，也赶在年底厮跟着去了，似乎不能承受自己最听话、最顺手、最出色的一只玩偶的消失，而倍感寂寥，了无生趣。
也是这一年，赶在嘉靖驾崩之前，突然冒出来一个数十年不遇的“胆大狂徒”，递上一份火暴异常的奏疏，指名道姓把奄奄一息的嘉靖痛骂一番，作为对他即将远行的赠别。
这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仁兄，就是海刚峰海瑞。
朝中士风奸猾日久，只闻歌功颂德之音，就算人格尚存者，至多也是保持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行使其“不说话的自由”。怎么一下子有这样一个生猛的“另类”从天而降？
话得从头说起。
这海瑞，乃当时的琼州、今之海南省人氏。琼州于中原，遥远之极，属“天涯海角”。古时交通信息又极不便捷，数千里的空间距离，足让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海瑞既生偏僻之地，又出于老派知识分子之家，“不识时务”实乃必然。此外还有一点，海瑞只有半截科举功名。他在嘉靖二十八年乡试中了后，会试落第，此后就放弃了进士考试，“学位”只及举人。“学力”不高，只能从地方和政界基层干起，这一干，就将近二十年。在北京的精英们眼中，他无疑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对“新思想”、“新动向”懵然无知，不懂“规矩”，不了解时兴什么，对首都的人情世故更是两眼一抹黑。这的确是事实。除了那年会试海瑞短暂到过一趟京城，随后就在浙闽赣一带小县城游宦，直至嘉靖四十三年，因为一个意外机遇，他被提拔为户部主事，这才把脚踏进北京城。至今，北京人仍喜欢称外地人“傻帽儿”，初来乍到而出生偏远、履历始终不超县城范围的海瑞，想必就属于一个“傻帽儿”。到北京方才一年出头，他既不静观默察，也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只凭个人信念和一腔激情，冲动上书，惹下杀身之祸。让政界的京油子们看来，这大抵也算一种“无知者无畏”。《明史》这样交代海瑞上疏的背景：
时世宗享国日久，不亲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辄表贺。廷臣自杨最、杨爵得罪后，无敢言时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独上疏曰……｛100｝
文中明确指出自杨最、杨爵后，“无敢言时政者”。杨最，太仆卿，他起来反对嘉靖崇信道教，是在嘉靖十九年，被廷杖，当廷殴毙。杨爵，御史，嘉靖二十年上疏力陈崇道之非，被下狱严刑重惩，打得血肉横飞，全无人样。那时，嘉靖刚刚显示出沉溺斋醮之事的迹象。换言之，自从杨最、杨爵被镇压后，举朝上下，全都“识时务者为俊杰”，绝口不谈皇帝陛下的这点“私人爱好”。足足二十五年后，才出来海瑞这么一个“傻帽儿”，“独上疏曰……”——一个“独”字，写尽京城官场气象，和士大夫中间流行的“潜规则”。由是观之，海瑞不是“无知者无畏”，是什么？
无畏海瑞，大骂嘉靖“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经他描述，嘉靖统治下的大明国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从朝中到乡野，一团漆黑，无一是处。如此“发飙”已足令人大惊失色，尤有甚者，海瑞更把矛头指向嘉靖头顶上那块“癞疤痢”——最说不得、不容人说的崇道之事。他毫不留情地概括道：“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因为斋醮，“左右奸人，造为妄诞以欺陛下”，皇帝不“讲求天下利害”，而有“数十年之积误”；也因这缘故，诸臣共蒙“数十年阿君之耻”，“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101｝
这就是名垂青史的“海瑞骂皇帝”的《治安疏》。
疏入，嘉靖览之大怒。史书描写他的情形是：“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把海瑞的奏章摔在地上，对身边人大叫：赶紧给我把这人抓起来，别让这小子跑了！据他想象，写这东西的家伙，肯定于递上来的同时，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因为几十年了，他未曾见过一个不怕死的官员。可是，宦官黄锦却告诉他：此人素有“痴名”（“傻帽儿”的书面语），上疏之时，已买好一口棺材，跟妻、子诀别，让僮仆四散逃命，自己却在朝门之外安静地等死。嘉靖一听这话，反而如泄气的皮球，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