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话太宗》第84章

小胖处理政事，忙到早饭都来不及吃。而明英宗这其实是把自己排出了核心决策层，有皇帝衔而不入阁参预机务，跟有太师、中书令衔而不加同平章事有什么区别？
当然，很快就有皇帝发现了这个陷阱，但权力这东西有交出去又要回来的道理吗？也不是完全不行，你来抢啊。明朝的后半截历史基本上就是皇帝和大臣抢权的肥皂剧，但一个世袭而来的皇帝，和一大帮混了一辈子官场的老油条，谁抢得过谁呀？有人说明世宗、明神宗几十年不上朝，是懒鬼。这个世界上有不想偷腥的猫儿，有不想赚钱的房产商，但就是没有不想捞权的皇帝。明世宗、明神宗拒绝上朝是搞懂了自己没有实权，老油条们把他当猴耍，那凭什么还陪你们玩儿，皇帝也要有尊严。
那现在就产生了一个可怕的问题：以前皇帝被架空还只是偶遇权臣，而今竟成制度？
恭喜您，答对了。
四、终极宰相终究要正名
根据明太祖祖训，明朝刚开始很忌讳“宰相”这样的字眼，但内阁既然有了宰相之实，终究还是要正名。
最初明太宗诏解缙等七人入阁，职务均为文渊阁大学士，隶翰林院。明太祖仿宋制设置了华盖殿、谨身殿、东阁等几种大学士头衔，但同为正五品，也没有明确先后次序，反正就是帮皇帝处理点文书，秘书而已。但太宗朝以后内阁渐渐有了宰相之实，明太宗临终前明确将杨士奇、杨荣、金幼孜三位老资格大学士作为辅臣，其实就是给明仁宗指定的宰相。但大学士区区五品小官，怎么好意思去管二三品的尚书侍郎呢？不用担心，宋太宗设计的官制正好派上用场。
大学士是一项具体工作，即为宋明官制中的差遣，再加上高级别的阶官、职官就行了。
明仁宗登基后，便给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任命礼部左侍郎的职官（仅仅是职官，不是差遣，并不掌管礼部内政），正三品，但这还是比正二品的尚书低呀。没关系，再加上一个少保虚衔（从一品），就力压六部尚书一头了。同时，谨身殿大学士杨荣加虚衔太子少傅（正二品）、职官太常卿（正三品），武英殿大学士兼文渊阁大学士金幼孜加太子少保（正二品）、户部右侍郎（正三品）。第二年，三人又分获尚书职官，并从此形成以尚书或都御史为本官入阁，加从一品或正二品虚衔的惯例。大学士不但有了实权，品级班秩也排到了尚书之前。本来废除宰相后吏部尚书成为百官之首，现在还是老老实实退回到中层干部之首，成为宰相的下属。武宗朝吏部尚书王琼就曾酸溜溜地说：“内阁权力越来越重，已经和古代的宰相无异啦。”
之后，内阁的内部组织也日益规范。明太宗没有明确几位秘书的次序，但当了宰相就不可能不排座次。英宗朝定下了四殿二阁的次序：华盖殿（世宗重建紫禁城后改名中极殿）、谨身殿（改名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其中，文渊阁是宰相办公和召开常务委员会之处，与唐宋政事堂无异。而东阁相当于内阁的办公厅，有几十名中书舍人帮宰相们处理文字杂务，相当于他们的秘书。至于华盖殿其实是礼堂，借个名而已。这其中，排名第一的华盖殿（中极殿）大学士具有特殊意义。一个规范的组织必有自己的长官，明英宗将自己踢出内阁后，华盖殿大学士便被称作首席辅政大学士，简称首辅、元辅、首揆等。世宗朝首辅张璁便公开宣称：“大学士即为真宰相，首辅其实就是首相。”明世宗也对此说表示赞同。至此，尽管在正式文件中仍然要避讳“宰相”二字，但大家平时都将阁员称作宰相，首辅称首相。
到后来人们竟然到了忘记大学士只是有宰相之实，名义上仍只是五品秘书的搞笑境地。明末首辅叶向高曾因政治派系斗争，很多官僚不听他指挥，抛出一句怨言：“阁臣无宰相之实，而虚挂着宰相之名，造成这样（党争）的大害！”
五、权力越大，责任越大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明朝内阁制是中华帝国行政组织体系发展到明代的一种最终成熟状态，有几个显著特征：
第一，皇帝、宰相、职能部门层次分明，权力、义务、责任明晰。宰相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是核心权力机构，但宰相一般也不兼任部门长官。西方的内阁制很大程度上效仿明制，但阁员一般都由各部门长官充任，权力更大，带有浓厚的领主议会制色彩。
第二，报批制和常务委员会制成熟规范。除皇帝批红外，所有决议都由部门常务委员会研究产生，而以非长官个人名义，通过东阁的赦房、朝廷的通政司等规范的法定渠道传递。
第三，内阁并非只是最高行政决策层，同时仍兼掌秘书、学术、道义各方面的制高点。明朝内阁比前代宰相权力更大便源于此，不仅掌实了最高行政决策环节，同时也没有失去最初在翰林院的学术职能。大学士既是宰相，也是皇帝的贴身秘书，又是最主要的咨询机构，还是最权威的学者。他们不但从行政程序上包围皇帝，扼制百官，还从学术和思想方面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帝国的方方面面。当然，他们也确实是世上最优秀的行政人才和思想家，这是经过考试证明而非当权者的自由评价。
第四，各权力主体的制约更多更完善。明朝宰相的权力空前庞大，但又从未出现过汉唐弑君篡位的故事，正是因为制约也很完善。首先，宰相是几个人而不是一个人，相互就有制约。其次，宰相尽管是行政权力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但皇帝有批准权，部门有执行权，也不要当别人不存在。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明代的社会基础，宋代无贵族的平行化社会已经比较成熟，尽管明初体现出严重倒退，但很快走回正轨。社会不允许任何人建立私有门阀组织，即便是张璁、张居正这样的大权臣，在职时权倾天下，一旦离职，也就一普通人，更无可能将权位传承给后代，不会形成曹操、杨忠那样的权臣世族。明朝成熟的思想体系也制约着宰相的行为，严格的科举考试保障了大多数官僚的高素质，尽管也出现过周廷儒、温体仁这样的奸臣，但总体来说大多数还是正直的儒士，真有人敢行篡逆之事，周围的人直接拿口水就把他淹死了，还想拉同党？
当然，最重要的形式制约还是宰相产生的程序，这是明朝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政治生活中最热闹的一件事，大致和今天美国总统选举差不多。阁员产生的程序主要有两种：特简和廷推。
特简是皇帝直接指定谁入阁，明太宗的内阁是自己的秘书，当然他一句话就定了，但有了宰相之实就不由谁的一句话了。明世宗及其首辅杨一清曾企图特简张璁入阁，闹得满朝风雨。后来明神宗下诏特简，被吏部尚书陆光祖干脆明白地拒绝了，理由就是这么多年都是廷推，你凭什么搞特简这种封建专制？当时明神宗很生气，下诏杖责陆光祖，而这道草诏又被首辅王家屏封还。可见，权力的制衡环环相扣，远非一个人可以包办。
廷推则是由九卿（明九卿是对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九个部门长官的俗称，并非秦汉九卿那样正式的组织）和都察院派驻在六部十三道的监察官共同协商推举人选。这个程序中各主要部门都有发言权，但由吏部主持，都察院参会的人最多（除了都御史为正二品外，其余都是七品小官），最后的结果仍由吏部汇总，经通政司报内阁票拟，呈皇帝批红最终生效，通政司还会将讨论过程抄送给翰林院、国子监进行公共舆论监督，这其间的权力博弈就不是一般的复杂了。这种超级复杂的权限设计体现了中国公共管理者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设计技巧，尤其是用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这样的七品小官来制约最高决策层，这正是设计者发现中华帝国的行政体系太过庞大，需要在行政权力链条的足够远端增置制约环节，是一种超长线路的增量反馈误差调节机制，可谓妙到毫巅，远非一句“独裁专制”可以概括。
另外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明朝的太监。既然批红只是一道手续而非实权，皇帝也就懒得动笔了，让太监代劳。按说手续就应该亲自办，但明人还是认可太监代劳的批红，不就是个形式嘛，何必那么较真。可明太祖不是有祖训，宦官不得干政吗？说了别较真嘛！政治斗争中皇帝最大的劣势就是势单力孤、身份限制，明后期就有些皇帝利用太监来和官僚集团争权，甚至形成了所谓的阉党。后世对明朝太监有很多误会，甚至认为可以像汉唐权宦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