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传》第49章

是的，２０年代后的爱因斯坦，没能在统一场论的研究中作出突破，但他探寻宇宙和谐的动机中却蕴含着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
有了如此崇高的境界，爱因斯坦对人类社会分裂、暴力、恐怖的现实，发出了最真挚、最坦白、最有力的抗议！对和平、幸福、民族团结发出了最深切的呼唤！
１９３０年５月３０日，爱因斯坦领头签署了一份著名反战宣言，即《全世界裁军宣言》，同时签名的还有罗素、兹伐格、托玛斯·；曼、阿丹兹和巴甫洛夫。这个宣言虽然不是爱因斯坦起草的，但是它同１９１４年的《告欧洲》和１９５５年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一样体现出爱因斯坦一生所坚持的信念：和平与和谐。
这是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能想到的拒绝战争的最好办法了。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４日，在美国纽约，由“新历史学会”主办的集会上，爱因斯坦发表了“战斗的和平主义”的演讲。在这篇著名演讲中，爱因斯坦提出两条制止战争的“行动方针”：
“第一条是已经付诸实践了的：不妥协地反对战争，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服兵役。在征兵制的国家里，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必须拒绝承担军事义务。在很多国家里，已经有很大数目的和平主义者，他们不惜个人重大的牺牲，从过去到现在都拒绝在和平时期服兵役。这样做，表明即使战争爆发了他们也不会去打仗。
“在未实行义务兵役制的那些国家里，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必须在和平时期公开声明，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参加军队。这也是反对战争的有效办法。我热切地劝告你们努力去使全世界人民都确信这种立场的正义性。胆小的人也许会说：‘那有什么用？我们会坐牢。’我可以这样回答他们：在规定服兵役的人之中，即使只有百分之二的人竭力主张不用战争来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那么政府就会毫无办法，他们不敢把那么多的人送进监狱。
“我为反战者建议的第二条行动方针，是一种不会在法律上连累到个人的办法。那就是试图通过国际立法来确立在和平时期拒绝服兵役的权利。那些不愿赞同这种立场的人，也许宁愿赞成确立这样一种法规，这种法规允许他们去做某种有益于他们自己国家或全人类的艰苦工作，或者甚至是危险的工作，以代替服兵役。”
这两条建议当然毫无现实性，你可以指摘爱因斯坦的书生之见，但你不得不景仰他为人类和平的良苦用心。他用数学家的方法计算着和平的可能性：
“我相信，良心拒服兵役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如果有５００００人同时行动起来，那就会是不可抵挡的了。”１９３１年，“反战国际”甚至设立了一个名叫“爱因斯坦反战者国际基金”，“来援助那些想拒绝服兵役，但因为经济上没有办法以致实际上不能那样做”的人。可以预想得到，响应者寥寥无几。
希望在哪里？爱因斯坦又想起了少年时代在慕尼黑看到的阅兵场面。不能再向孩子们灌输战争意识了。１９３１年１月在访问美国期间，爱因斯坦对美国作家乔治·；西尔威斯特·；菲雷克说：
“人民群众从来都不是军国主义者，除非他们的思想受到了宣传的毒害。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们必须教导群众来抵制这种宣传。我们必须开始用和平主义精神来教育我们的孩子，使他们能够预防军国主义。欧洲的不幸，就在于它的人民已经被灌输了一种错误的心理。我们的教科书颂扬战争，而又掩饰战争的恐怖。它们把仇恨灌输给孩子们。我却要教他们和平而不教他们战争，向他们灌输爱而不灌输恨。
“教科书应当重写。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应当灌入一种新的精神，而不该让古代人那种怨恨和成见永存下去。教育应当从摇篮里开始。全世界的母亲都有责任在他的孩子的心灵里播下和平的种子。”
爱因斯坦总想以理想来教育现实，可现实却偏要教育他。爱因斯坦呼吁世界放下武器，可希特勒却拿着武器对准了世界。
★“我不回德国”
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就在爱因斯坦离开柏林１个多月后，魏玛共和国寿终正寝了。８６岁的共和国总统兴登堡元帅把共和国出卖给了希特勒。这当然是蓄谋已久的事情。
希特勒的“革命”开始了，他把德国投入了黑暗之中。他的“革命”手段特别彻底：烧书、抄家、集中营、拷打、虐杀、暗杀、明杀……
街道上是D字旗的海洋，身穿褐色制服、臂戴D字袖章的冲锋队员列队而过，长统皮靴“嚓、嚓、嚓”，踩出有力的节奏。数不尽的群众大会和火炬游行。数不尽的扩音器，将谎言重复一千遍，制造出希特勒的“真理”。对老百姓利诱威胁，双管齐下，一会儿以德意志天堂来引诱，一会儿又以街头褐色恐怖来威胁。柏林街头冬日的宁静被打破了，欧洲的冬天刮起了颤慄的北风……
希特勒的纳粹运动除了战争的叫嚣外，还有非理性恶魔对理性的残酷报复。作为犹太大和科学家的爱因斯坦，自然成了法西斯主义的首要攻击目标。希特勒一上台，柏林针对爱因斯坦的“缺席审判”就拉开了序幕。
消灭科学中客观的和逻辑的标准是希特勒纲领的一个部分。科学不应当依据实验，也不应当依据符合实验的推理的逻辑联系；它只应当依据独裁者的意志和他训诫的标准。这种标准首先是每种科学观念的种族属性。人类理性思维于是就成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敌人。纳粹教育部长鲁斯特公开宣称：
“纳粹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敌人，它只是理论的敌人。”
勒纳德站出来了，他向爱因斯坦报仇雪恨的时机到了。
１９３３年，勒纳德在报刊上说：
“爱因斯坦及其种种理论和由陈词滥调与任意拼凑炮制出来的数学废话，是犹太人集团对自然界研究的危险影响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子。现在，他的理论被彻底粉碎了，——一切脱离自然界的编造的下场都是如此。但是，那些有过显赫一时作品的学者们是不能逃脱责难的，因为他们使相对论得以在德国找到一席之地。他们没看见或者不想看见，在科学中以及同样程度上在科学外把爱因斯坦冒充为一位善良的德国人是何等的谎言。”
稍后，勒纳德在新的物理研究所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宣称：
“我希望研究所成为反对科学中的亚细亚精神的堡垒。我们的元首正把这种精神从政治和政治经济学中——在那里它被叫做马克思主义——驱逐出去。但是，由于爱因斯坦狡狯的推销伎俩，这种精神在自然科学中还保持着自己的阵地。我们应该懂得，一个德国人是不齿于做犹太人精神上的继承人的。在原来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完全是亚利安人的产物，因此德国人今天应当重新找到一条通向未知领域的自己的道路。”３月１０日，《纽约世界电讯报》记者到加州理工学院来采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就此公开发表声明，抗议希特勒的法西斯兽行：
“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那些对国际谅解事业有特别重大贡献的人，在那里正受到迫害，其中就有一些是一流的艺术家。
“正像一个人受到压力时会得精神病一样，一个社会组织面临严重的难题时也同样会害病。不过，国家虽有困难，通常还是能继续存在下去。我希望比较健康的气氛不久会在德国得到恢复。我也希望将来像康德和歌德那样的德国伟大人物，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过对他们所矢忠的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守，而永远受到尊敬。”
第二天，爱因斯坦和艾尔莎离开加利福尼亚，前往纽约，他到德国总领事馆去。总领事认识爱因斯坦，在这个时刻、这个地方见面，双方都很尴尬。总领事请爱因斯坦坐下，也没有、也不需要什么寒暄话，说：
“教授先生，您昨天对《纽约世界电讯报》发表的谈话在柏林引起很大的震动。现在您怎么办呢？”
“还没什么打算。”爱因斯坦说。
“那您上哪儿去呢？”
“不知道。但肯定不回德国去。”爱因斯坦的语调平静而坚定。
“还是回德国去的好。”总领事公事般的语调里没有任何感情，“现在新政权不会对您怎么样的。教授先生，也许您的看法有一点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