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实录》第1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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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现在，基辛格对尼克松的看法变了，最少是在起变化。从他对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的一次颇能说明问题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他说：“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尼克松有某种坏名声。我需要使我相信，他这个坏名声是不应该有的。”
亨利·基辛格很相信自己对尼克松的印象，这是很符合基辛格这个人的特点的。他后来回忆说：“我对他有很深刻的印象。”在对外政策方面，他觉得尼克松的素养要比1956年以来他见过的所有总统候选人都好。他并不隐讳他对这些候选人的评价：就连那些他称为非常有才华的候选人，在对外政策方面给他的观感也是十分无知的。艾森豪威尔算得上是战争年代的英雄，一个伟大的军人，但却是个平庸的总统。史蒂文森有口才，有风度，但是比较软弱。对于肯尼迪，基辛格感到有点难下断语。肯尼迪很吸引人，可是同样优柔寡断。在肯尼迪遇刺身亡之前那段时间里，基辛格认为，如果肯尼迪再任一届总统的话，大概不是创出丰功伟绩，就是闯一场大祸。至于戈德华特，基辛格说，从远处看去，戈似乎一味相信军事力量在核时代也是完全得用的，不应受外交手腕的牵制。基辛格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危险观点。约翰逊对于全球的政治一窍不通，不需待言。汉弗菜本来是很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总统的，却因为在约翰逊手下当副总统，玷污了自己的形象，破坏了自己当领导的资格。洛克菲勒虽然“智力是二流的”，但“对人的直觉的了解却是头等的”，然而，洛虽能鼓舞他周围的人，却无法赢得竞选总统的胜利。
现在新当选总统要聘请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助理这一重要职务，基辛格十分感动，决心今后为尼克松出谋献策，当好助手，做好参谋。基辛格的朋友，包括洛克菲勒也力促基辛格接受这一职务。
11月29日，即同一个星期的星期五，基辛格打电话给尼克松的办公室，要求约见当选总统。他从尼克松那里出来，再到尼克松那里去，前后相隔不到48小时。基辛格对尼克松说：“我已经考虑过了，咱们就一言为定吧，我准备接受。这事我就不再找人谈了。”
12月2日，尼克松在皮埃尔饭店举行记者拾待会，向大家介绍他的这位新顾问。尼克松笑容可掬，基辛格更是满面春风。当选总统明确表示，给基辛格的指示是要杜绝那种危机外交的做法，“不要尽是等到出了事才去应付”。基辛格显得颇为自信的样子，宣称他打算经常请一些不担任政府职务的外国专家来白宫商讨问题，又说他“同全世界各种观点的知识分子有着非常广泛的交往”。尼克松也说：“我这个人喜欢让各种观点都有得到广泛发表的机会。基辛格博士已经或正在建立一种我认为非常令人振奋的新程序。努力使美国总统不要只听到中听的话。而这种投总统所好的做法向来是白宫工作人员爱犯的毛病。”
基辛格和尼克松在对越和对华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不谋而合。基辛格主张必须尽早从越南脱身，必须改变继续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在这些问题上尼克松也持有近似的观点。一年前，尼克松作为候选人曾应阿姆斯特朗的要求，谈了他对美国亚洲政策的看法。在《越战后的亚洲》一文中，尼克松非常重视对外关系协会新近完成的8卷本综合研究项目《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由于孤立北京的故伎显然已经失败，学者和官员们都表示在处理中国问题时要有灵活性。华盛顿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孤立于盟国。
在《越战后的亚洲》一文中，尼克松详细论述了这些观点。他指出，从长远来看，一旦印度支那这个头痛问题解决，美国就不得不与北京达成协议。与基辛格的看法一样，尼克松认识到美国的卷入所造成的混乱影响。他哀叹越南遗产“将使美国极不愿意再次以类似的干预形式卷入这类情况”。他还呼吁对中国采取“更强烈的现实主义态度”。
外交政策专家们对其他国家的抱怨很是担心，同样，对国内因越南战争而提出的异议也十分烦恼。像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这类“温和派”，在1965年美国占领多米尼加共和国后就与“主流派”看法决裂，在越南问题上也同约翰逊政府存有很大分歧。他指出：“哈里·杜鲁门以后的历届总统为了加强白宫在外交上的权力，夸大了苏联的威胁。”他建议美国外交政策“不要过多注重使用武力和对抗革命”。
1966年后，林登·约翰逊在大学校园里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报刊和电视在这方面作了大量报道，说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战地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等人，在预见尽快结束越南战争时遇到了困难。“行政当局的道义权威看来已被推翻”。
尼克松对基辛格的任命赢得了整个政界的称赞。“保守派”的《国民评论》称之为“很好的消息”。《商业周刊》也赞扬他“不在乎硬的和软的标记”。“开明派”的《新共和》高兴的是，“这位哈佛教授以他具有的精细构思（这是尼克松所缺少的）来分担核时期外交政策的责任”。“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基辛格后来令人着迷的大部分基础：一个庸人政府中的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上。”曾一度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国防部中任职、当时是基辛格哈佛同事的亚当·亚莫斯基曾对《时代》杂志说：“得知有基辛格在那里，我们每晚都能睡得踏实些。”《新闻周刊》把基辛格描绘成“一只温和的鹰，一只警觉的鸽子”，并希望对他的任命“将有助于当选总统与学术界之间的沟通”。
从一开始，基辛格就向尼克松陈述了他对国家安全体制的看法。他强烈主张顾问不能只当一名处理各官僚机构发出的大量文牍的协调人。这只是等待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或中央情报局呈报计划，然后从中作出选择的做法将不能使总统在外交决策中居主导地位。他可能是位决策者，但他并不是政策的始作涌者。
这些建议正中尼克松的下怀。1969年2月7日，白宫宣布“总统已经表示，今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成为讨论需要总统作出决定的外交政策问题的主要论坛”。基辛格特别强调这一新体制将为总统提供“创造性的系统计划，确定事实和一系列完整选择”。基辛格向尼克松进言道：“至关重要的是，70年代的外交政策需要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在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里，我们再也不能只满足于熟悉的观念或以为未来一定是将来的投影。”
白宫和国家安全顾问争取主导地位的另一个潜在对手是国防部。它的预算超过700亿美元，拥有35000名文职官员和近300万的武装部队。尼克松转向国会寻找一位能主持摊子庞大的国防机构的人。来自威斯康辛州的众议员梅尔文·莱尔德，是位在国会已作了21年的议员，担任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当时已上升到少数党督导的位置。1967年，这位威斯康辛议员逐渐相信，由于美国每年将额外的200亿美元用于越南战争，严重损耗着美国军队的实力。所谓物质的“吞食”——向在越南领土上的53。5万野战部队提供装备、给养、工薪的费用以及对南越、南朝鲜和菲律宾军队提供的津贴——使得美国对其他方面投入的力量所剩无几。
莱尔德还担心对越南承担过多责任，使美国不大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使用军事力量。随着莱尔德敦促迅速结束在越南的卷入，基辛格认识到五角大楼的首脑将是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独断外交政策做法的潜在竞争对手。尼克松发现，“某些由他选择的阁员很快就给他带来麻烦”，因此，他“开始通过自己的高级助手来指挥他们”。
基辛格位于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与总统地点上的接近是非常有利的。他作为总统特别助理的地位，这使他无需通过参议院的认可，也使他的工作较易进行。他不必打乱自己的日程安排去国会山作证，但却可以通过每天早晨8点钟向总统作日常汇报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1969年1月20日下午，在理查德·尼克松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亨利·基辛格准备的关于国家安全组织的备忘录。《第二号国家安全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