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70章

日报载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正是一个好例子。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负的责任。⑥
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与民权保障同盟的分歧（2）
这就从法律的角度，把他和总会的矛盾尖锐化了。总会要求释放政治犯，保障民权与人权；而胡适要维护国民党政府的法律，政治犯与虎谋皮搞革命，便应该“被虎咬”，不能释放。这就明显地是要求保障民权或人权，服从于维护政府的镇压之权。因此张学良的秘书便致书胡适，表彰他“笃念时艰，抒发伟议，审微见远”，以至于“良殷心倾”，钦佩之极了。⑦接着，胡适又以北平分会主席的身份，向《字林西报》记者发表谈话，继续指责“民权保障同盟不应当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免予法律制裁的要求”
；宣称政府“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⑧这就为蒋介石政府已奉行多年的武力镇压披上了一件“法律制裁”的外衣，显得冠冕堂皇多了。
胡适如此对外公开反对会章，攻击会务，中央执委会特开会讨论，致电胡适，询问对《字林西报》谈话的真相，要求他复电解释。他的老朋友杨铨也致信相劝，“甚望有以解释，勿使此会因内部异议而瓦解也”。⑨但胡适既要从法律上维护政府之镇压权，已走上与民权保障同盟根本对立的道路，便不再听朋友劝告，也不回复总会的质询。2月28日，宋庆龄和蔡元培代表总会，再致电胡适，说：
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⑩
胡适仍无答复，于是，1933年3月3日，民权保障同盟开中央执委会，蔡元培主席，议决开除胡适的会籍。从此，胡适便与民权保障同盟决裂，也不好意思再高唱什么“人权”、“民权”了。后来宋庆龄曾作过分析，说胡适原来也是同意了同盟的基本原则才加入的，“但当国民党与张学良公开反对本同盟时，他害怕起来了，并且开始为他的怯懦寻找借口和辩解”。攻击同盟，反对会章，正是他讨好蒋介石、张学良的具体表现。
对于胡适与民权保障同盟闹的这场风波，国民党政府自然十分满意。这以后，就有了由行政院长汪精卫出面请胡适出山当教育部长的事。虽然胡氏恳辞，没有去当官，关系却从此异常地亲热起来，真正成了国民党政府的“诤友”、“诤臣”
了。
①参看蔡元培林语堂1933年2月13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187～188页。
②见上书，第179页。
③同上书，第181页。（三版注）
④见上书，第188页。
⑤同注①，第182～183页。（三版注）
⑥《民权的保障》，载《独立评论》第38号，1933年2月19日出版。
⑦同注①第186～187页。
⑧胡适对上海《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ryNews）记者的谈话，载1933年2月22日该报；中译文附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189～190页。
⑨同注①，第192页。
⑩同注①，第193页。
宋庆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见《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出版。
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他所希望的蒋介石（1）
1931年10月，胡适去南京晋谒蒋介石以后，便一步步走上拥蒋的道路。后来便逐渐亲热起来，愿意做国民党政府的诤友、诤臣。
什么是胡适所谓的“诤友”、“诤臣”呢？他在致《独立评论》的三位朋友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的一封信里，曾引宋人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的一首诗，咏那山泉道：初疑夜雨忽朝晴，知是山泉终夜鸣。
流到前溪无一语，在山作得许多声！
胡适希望三个在政府里做官的朋友，不要像那山泉一样，出山以后反而不声不响，而要做“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他说：
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the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行政院的两处应该变成一个“幕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莫令杨诚斋笑人也。①
这便是胡适所理解的诤友、诤臣。他希望三位朋友做的“教育领袖的事业”，也正是胡适自己所想要做的。他的拥蒋，其中便包含着一种幻想，即凭借自己的思想和地位，以宾师自居，“教育领袖”，希望能引导蒋介石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
胡适办《独立评论》，便也努力鼓吹法治和宪政，希望蒋介石的党国实行他所向往的那套美国式的民主政治。1933年冬天，在《独立评论》开始的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即集中反映了胡适的上述思想和幻想。
当时，蒋介石正日益加紧法西斯独裁专政。继“CC团”之后，又组织了“蓝衣社”。这两大特务组织，叫嚷“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在全国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独立评论》上发表蒋廷黻、丁文江的文章，也公然迎合蒋介石的意愿，主张中国实行专制独裁，鼓吹德意志、意大利的所谓“新式独裁”。②他们认为在中国，“民主政治根本还谈不到，独裁政治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说，“除去了独裁政治还有旁的路可走吗？”③对于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倾向，胡适却是不满意的。他不同意丁文江、蒋廷黻的文章，明确坚持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专制。他说：
建国固然要统一政权，但统一政权不一定靠独裁专制。……专擅一个偌大的中国，领导四万万个阿斗，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起来，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决不是一班没有严格训练的武人政客所能梦想成功的。今日的领袖，无论是那一党那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说是我们的“眼中人物”；而我们无论如何宽恕，总看不出何处有一个够资格的“诸葛亮”，也看不出何处有十万五万受过现代教育与训练的人才可做我们专政的“诸葛亮”。……难道我们还能妄想抬出一个蒋介石，或者别个蒋介石来做一个新的全国大结合的中心吗？④胡适认为，蒋介石也没有资格做专制独裁的“诸葛亮”，何况其他！并进而指出，在中国提倡独裁，“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的专制”。⑤
《独立评论》上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持续了一年多，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一派主张独裁，一派主张民主，分歧似乎很大，争论也颇热烈。但就其实质来说，仅是蒋介石国民党用何种方式实行统治的问题，一派主张把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制度搬来，一派则要采用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拥护和改善国民党蒋政权的统治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没有分歧的。
1934年冬，国民党政府在第五次“围剿”中取得一时的胜利以后，国共两党斗争的情势骤变。为了欺骗舆论，笼络民心，蒋介石也曾做出一点民主的姿态。11月27日，他和汪精卫联名向全国发出的通电表示：“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实行义俄制度之必要与可能也。”同日，蒋介石在答日本记者的访问时，也说到“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的必要”。蒋介石这样亲自出来做一个否认独裁，维护民主自由的姿态，使得胡适喜不自禁。他对蒋介石的希望正是如此啊。所以，立即作文，表示“很诚恳的赞成”蒋介石的宣言，并很诚恳的希望蒋介石“不要忘了这样严重的一个宣言”。⑥
不久，胡适便出来为“民主与独裁”的讨论做总结。他在《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求得一个共同的政治信仰》一文中，引证国民党的党义，表明自己的心迹，说：
依我们的看法，国民党的“法源”，建国大纲的第14条和第24条都是一种议会政治。……国民党如果不推翻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迟早总得走上民主宪政的路。而在这样走上民主宪政的过程上，国民党是可以得着党外关心国事的人的好意的赞助的。⑦
胡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