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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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0、11页。
②　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156页。
③　董桥《文字是肉做的》，126页。
这篇社评引起读者很大的注意，当天就有十几个电话打进来，询问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深深关切到底是随口说说，还是有相当根据。次日，他又发表《大势所趋是和平安定》的社评：
一个比较长期的预测，不论是对市场还是对国际局势，当然所根据的是基本局势，而不是一时的变动。世界大局面的基本局势，是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正在迅速地改善……这种局势在今后十年之内是决不会改变的。
我们说香港将有十年的和平安定，那是保守的说法，如说有二十年的和平安定，也不能说是过分大胆的预言。
1971年8月22日，他直接在《廿年稳定大可期》社评中预言：“长期的远景虽难以逆料，但今后至少十五年的稳定繁荣，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再乐观些可以看二十年。”
1981年2月20日，他在《明报》社评预言香港的未来，中英谈判的协议将包括香港现状不变，中国在决定收回之前十五年通知英国。1982年达成的协议决定中国于1997年收回香港，恰好提前十五年。倪匡跟他开玩笑，说他的社评如果仿效马经贴士贴中了之后制版刊出，则不知道有多少次制版的机会了。①
金庸对国际时事的分析预测也常常准确。1967年12月22日，他发表社评《明年二月，越南大打》。到了1968年2月1日，美、越果然大打出手，结局也和他所料相差无几。2月3日，他发表社评《甫交二月，果然大打》，“可说是不幸而言中了”。3月17日，他在《越战是否用核弹？》社评中说：“美国决计不会为了防卫溪山而使用战术性核弹，但始终不愿清楚明了地说这句话。……要知道美国出兵越南，以保卫越南人民的民主自由为口号，如果以核弹炸死了大批无辜的越南人，那是全世界极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美国人）所不能原谅的。”
①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8页。
1982年10月27日，中英关于香港的谈判还在进行，香港前途未卜，港元汇价不断下跌，金庸在《局面困难，我们乐观》社评中却表示“十分乐观”，并说“我们对世局的观察，过去二十多年来，基本上并没有使读者失望。这一次事关重大，又涉及自身，没有理由会看错了的”。当然他也有预测错了的，只是对的被人记住了。他说，写社论最重要的是有极为正确的意见。可能的话，要向读者解释一件事是如何发生的，并且有一些预见性。“我常常大胆地假定一件事可能会如何发生，即使说错了，顶多读者写信骂骂我。香港读者很忙碌，他们总希望看到一些比较肯定的意见，如果意见错了，再解释自己为什么会错。譬如我说苏联派飞弹部队到古巴一定会撤退的，我提出了一些理由，结果苏联不撤退。我后来当然要向读者解释什么理由不撤退，我说：‘美国政府没有用。’”①
社会学家、香港中文大学老校长金耀基推崇他的社评：
知识丰富，见解卓越，同时有战略，有战术，时常有先见之明，玄机甚高，表现出锐利的新闻眼。我相信能把中国过去小说、文学材料运用这样自如者，说句广东话，查先生是“有得弹”（没人比得上的意思）。②
这些独特之处，是其他论政者往往不具备的，《明报》社评因此成为“影响一代思潮、一代文风的优质产品”。③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80页。
②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94页。
③　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113页。
第十章　明报集团
一、《明报月刊》
1965年下半年，金庸决意创办《明报月刊》时，《明报》已出版六年，发行和广告都有了基础，脚跟站稳了。办一份独立、自由的综合性中文刊物，一直是他的梦想，早在《新晚报》《大公报》当副刊编辑时，他就和刘梵如、周榆瑞等同事有过筹划，只是那时没有条件。随着《明报》业务蒸蒸日上，初具经济实力，他的心思更为迫切了。
在与《大公报》的笔战中，金庸得到许多海外华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支持，促使他下决心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办一本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中文刊物。他与分处亚、欧、美洲的数十位文化界朋友通信商讨了三四年，他们中有大学教授、留学生、作家、新闻工作者，包括姜敬宽、陈完如等人，从定位、内容到栏目、刊名等都有讨论。
1965年8月2日，他写信给大家，计划取名为《明报月刊》，主要是由《明报》拿钱出来补亏，由《明报》来做编辑、发行工作。他认为，这样一本比较理想的大型杂志，每月的亏累数字恐怕相当不小，不能靠朋友们捐助来长期维持，他想以《明报》的人力、物力、组织力来支持，《明报》有排字房、印刷所和发行系统，而且有出杂志的经验。除了名称与《明报》有联系外，杂志的内容完全独立，不受《明报》编辑部的干预，言论和立场都是独立的，作者有充分的自由，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明报》提供的只是物质上的支持，杂志的成败久暂，完全取决于能否得到海外学人的热心参加，他只是代表《明报》出钱出力来参与这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大家所共有的。
金庸想把《明报月刊》办成“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的杂志，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对中国文化与民族前途能有积极的贡献，同时有“温和可亲，富于人情味和幽默感的一面”。在经济上，他希望每月的亏累能逐步减少，以至于能自我平衡。他深知不能以“中国士大夫”的方式来办这个杂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事业要长期持续下去，需要有企业化的经营和管理。但也不是纯粹的生意经，因为它是“不营利”的，即使贴钱也要办下去。
经过四个月的筹备，到了11月、12月，金庸积极发稿、选画、编排、校对、修改，1966年1月初，《明报月刊》创刊号在香港悄然问世，他在“兴奋中带着惶惑不安”，写下《发刊词》：
这是一本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刊物，编辑方针严格遵守“独立、自由、宽容”的信条，只要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好文章，我们都乐于刊登。对于任何学派、任何信仰的意见，我们都决不偏袒或歧视。本刊可以探讨政治理论、研究政治制度、评论各种政策，但我们决不作任何国家、政党、团体或个人的传声筒。我们坚信一个原则：只有独立的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任何人如对本刊所发表的文字感到不同意，我们都乐于刊载他的反对意见。①
他想起《明报》副刊“自由谈”的编辑信条：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在他看来，有容就是门户开放，对任何一种意见都不歧视，无欲就是决不企图由此追求私利，除了读者的支持之外，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影响。《明报月刊》以后大致上就是按这个办刊思路做的，除刊载学术和思想性的文章、有关内地政坛内幕的文章，也登一些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文字。
①　《明报月刊》1966年创刊号，2页。
因对销路没有把握，创刊号只印了两千份，没想到销路出乎意料地好，各处报摊五天内就销售一空，读者纷纷到报社求购，香港和外埠的代理商函电交驰，要求添补，因为加印彩色图版费时，需要一周，1月8日《明报》刊出“《明报月刊》道歉及再版启事”。读者谢时亭说，连跑了六个报摊才买到一本，而且正好是最后一本，立刻在街上读了起来。“在此时此地，能出版一本严正的大型综合性杂志——《明报月刊》，真是难能可贵了。”这大概是它一出刊就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创刊号一再加印，一直印到第五版，约有上万册。
“明月”从创刊号起连载蒋梦麟的回忆录《西潮》，从第三期开始独家连载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张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当时住在香港，回忆录一经刊出，就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明月”一炮走红。
“明月”创刊正是“文革”席卷古老中国的前夜，金庸自称跟“文革”对着干，彭德怀受迫害，“明月”发表文章称誉彭大将军，出版《彭德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