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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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我行重上黑木崖前后，已被驯化的教徒把这一套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他身上，他从最初的反感、不自然，到最后安然接受。这个过程令人感慨。
上官云见到任我行，满口都是肉麻的口号、高调的谀词，从“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教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烛照天下，造福万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属下谨奉令旨，忠心为主，万死不辞”，到“教主指示圣明，历百年而常新，垂万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布于天下，属下自当凛遵”，“教主胸有成竹，神机妙算，当世无人能及万一”。当任我行在黑木崖上安然接受旧部的跪拜时——
①　写于1980年的《笑傲江湖》后记，香港明河社1975年版，1690页，转引自徐扬尚《金庸解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77页。
②　《金庸散文集》，261页。
令狐冲退到殿口，与教主的座位相距已遥，灯光又暗，远远望去，任我行的容貌已颇为朦胧，心下忽想：“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甚么分别？”只听得各堂堂主和香主赞颂之辞越说越响……令狐冲站在殿口，太阳光从背后射来，殿外一片明朗，阴暗的长殿之中却是近百人伏在地下，口吐颂辞。他心下说不出厌恶……
金庸借任盈盈之口说：
只是我觉得，一个人武功越练越高，在武林中名气越来越大，往往性子会变。他自己并不知道，可是种种事情，总是和从前不同了。东方叔叔是这样，我担心爹爹，说不定也会这样。
我不是说武功，是说一个人的性子。东方叔叔就是不练《葵花宝典》，他当上了日月神教的教主，大权在手，生杀予夺，自然而然地会狂妄自大起来。
《笑傲江湖》“成为中国政治的象征与隐喻”，在刚愎自用、专制独裁、自我膨胀的任我行、东方不败，热衷权势、心狠手辣的左冷禅，虚伪狡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伪君子岳不群，不甘屈服又不愿抗争，藏头露尾，在强权夹缝中苟且偷生的莫大先生等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对人性的异化和扭曲，看到人性中阴暗的一面。①金庸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
“欲练神功，挥刀自宫”，何尝不可以看作金庸对权力的一句咒语。《笑傲江湖》围绕作为“异化人性和灭绝人性”象征的《葵花宝典》展开无数条错综复杂的线索，揭示了政治对人性的压抑、摧残和异化，至高无上的武功秘籍《葵花宝典》为太监所创，只有挥刀自宫，变成不男不女的人才能修炼。在某种意义上，《葵花宝典》就是权力的隐喻，争夺《葵花宝典》如同几千年来对权力的角逐、厮杀，结果无不以丧失人性为代价。
①　徐扬尚《金庸解读》，24页。
小说开篇《灭门》写川西青城派余沧海为夺取“辟邪剑法”，以残忍手段将福州福威镖局林家“灭门”；早就处心积虑的华山派“君子剑”岳不群坐收渔利，将侥幸漏网的林平之收为徒弟，醉翁之意也在“辟邪剑法”；嵩山派左冷禅千方百计企图得到“辟邪剑法”，合并五岳剑派，实现称霸武林的野心；日月神教教主东方不败练成《葵花宝典》而成为“天下第一”；岳不群、林平之虽然都得逞一时，却最终免不了众叛亲离……练过《葵花宝典》的人一概没有好下场，那些觊觎秘籍、不惜杀人流血、用尽各种手段的人也一个都没有好下场。金庸指出，“那些热衷于政治和权力的人，受到自己心中权力欲的驱策，身不由己去做许许多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实却是很可怜的”。
到1969年10月12日，《笑傲江湖》共连载了857天。全书结束前，冲虚道长和令狐冲在恒山之上有一番对话：
“权势这一关，古来多少英雄豪杰，都是难过。别说做皇帝了，令日武林中所以风波迭起，纷争不已，还不是为了那‘权势’二字。”
“原来左冷禅是要天下武林之士，个个遵他号令。”
“正是！那时候只怕他想做皇帝了，做了皇帝之后，又想长生不老，万寿无疆！这叫作‘人心不足蛇吞象’，自古以来，皆是如此。英雄豪杰之士，绝少有人能逃得过这‘权位’的关口。”
七、“查记出品，宋体为号”
每天晚上约十点到十一点，金庸到报馆写社评，秘书已下班，工人送上一杯清茶，他先翻阅当天的电讯、本地新闻，然后翻书查资料。往往要等到排字房副领班翁荣芝来敲门，大喊：“你的‘粉肠’搞掂未？”他才会下笔。稿件到排字房先被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好似剪粉肠，所以他们把稿件叫作“粉肠”。社评一般写两张稿纸，金庸写完一张，排字房就要赶紧拿去排字，他想看一下、改一改也等不及，等发排了再让他来改。通常他离开编辑部是凌晨两点，排字房工人为了等他的社评常常要延迟收工。“我的写稿速度其实是很慢的。一字一句都斟酌，所以一千多字的稿，往往是改了又改，起码花两个钟头。”他自称“字字皆辛苦”。他的老朋友张彻说：“他看来似慢，而其实正是他的不可及处。他写作慢，但其成就自不消我说。他对问题的反应似慢，而其实是在深思熟虑，所决定十分明智。”①
从《明报》创刊到1992年2月控股权转移，三十三年间，金庸亲笔撰写的社评有七千多篇，六七十年代，他几乎每天坚持写一篇，很少由其他人执笔。即使外出旅行，也不忘写旅行见闻发回来。
他那时每年通常都要去参加国际新闻协会的年会，离开香港一段时期，一般两周左右。“最担心的事，是忽然之间发生了大新闻，无法及时加以评论。读者目前所读到的文字，虽然号称是‘社评’，其实是笔者的一些‘海外游记’，与正统的社评性质大不相同，不过本报的社评自从创刊以来，一直是保持一种个人的风格因素，如果请别人执笔，不免有见解不尽相同的地方，所以还是采用这种标新立异的方式。”②
在香港的日报中，《明报》销量长期稳居前三位（仅次于大众化的《成报》《东方日报》），读者群以上层社会人士、知识分子为主，成为香港具有代表性的严肃报纸，或称为“精英报纸”（elitenewspaper）、“高级报纸”（qualitynewspaper）③，与金庸的社评是分不开的。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大事，不仅香港人会习惯性地想到，看看《明报》社评怎么说，国际新闻界对“路易斯·查”（金庸的英文名为LouisCha）的评论也非常看重。历任港督都要读他的社评，据说美国国务院、台湾的政要都剪辑他的社评，作为研究和参考。
六七十年代，他在《明报》上发表的社论，成为了知识分子争相阅读的文章，而且备受赞扬。查良镛对中国历史典故异常熟悉，在社论中不时引经据典，对知识分子读者充满了吸引力。而他的用意，显然亦为了争取这类读者。《明报》在六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被视为知识分子报纸，查氏的社论占了很大功劳。①
①　张彻《个人感受》，《明报》1989年5月20日。
②　《形势甚好，心情轻松》，《明报》1972年6月16日。
③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108页。
读者沈亮华多年剪存金庸的社评，一读再读，“是因为它有先机的触觉，鞭挞倒行逆施，敢言人所不敢言，令人耳目一新，有针砭时弊的功能，令人在混沌中清醒”。有些人买《明报》就是为了读他的社评。读者喜爱的背后，自然对他的社评寄予的期望也升高了，他就更不能松懈，要将每天的社评尽力写好。报人曾敏之评论，他的社评经过60年代到80年代的风云变幻，“虽然难免有一点权术因素，但还是瑕不掩瑜的”。②他的社评成为《明报》乃至香港报界一块金不换的“牌子”。
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