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妹自传:学会飞翔》第74章

而自然。
我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就说，好了，进录音室，开工。我还没做出决定，但是我接着就想，知道我想什么吗？我还是进去，唱一下，如果我不喜欢就放弃。事实上，对我来说，这是一首很难唱的歌，因为它不在我的音域，而且我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尝试。
录完音以后，我走出来，和那些小伙子们喝了一杯。我仍然感到非常害羞、拘谨，但我能听到每个人都很兴奋。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下定决心。但现在想来，其实当时我已做了决定。我还记得当时看到了戴恩的眼睛，当时他穿着肥大的裤子，松松的外衣，戴着一顶变了形的帽子，在房间里转悠。我已经看出他和我都有一种非常相似的英国著名娱乐节目主持人阿里奇（英国“第四频道”电视台的节目“11点秀”的主持人，以搞笑闻名，他主持的节目在英国家喻户晓）式的幽默感，我能看出来其他有些人没有这种东西。是的，我想。这能行。这能行。
接下来的七天，我对做与不做仍然犹豫不决。因为事实是我不相信我独自做出来的东西会有人感兴趣，更不用说还要花掉大笔辛苦挣来的钱了。
“辣妹”的成功本应该改变一切，但它没有。实际上我认为这使情况变得更糟。自从我们几个凑到一起来，我就一直听到这样的话：我是最无用的一个，是个凑数的。我一直渴望独立做点什么。但是要独自站在舞台上，你需要信心。我最后一次对独自站在那儿感到信心十足是在去雷恩之前。
当观众与你在一起、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独自站在舞台上的感觉是世界上任何事都无法比拟的——你感到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其他演员在侧面的后台等着，还有观众，所有人——因此，舞台表演就像是毒品，人们登台表演就是为了有机会达到如痴如狂的状态。但与之相对立的就是害怕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摔倒了、忘了台词——一旦出错，舞台就成了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那时候，每个人都会看到你是个怎样的人。想像一下，你站在大街上，发现每个人都在看你，然后你意识到原来你一丝不挂。就是这种感觉。
导致我未能立即同意的那种焦虑可能也是一种自我防护手段。如果我同意了，而他们却拒绝了，我也许就没办法应付了。一周之后，我听说“真步者”预约了怀特菲尔德街工作室。“辣妹”的大部分专辑都是在那儿制作的。《心神迷乱》将正式录音并灌制原版带。那时我教会了布鲁克林击掌庆贺。
我原有的一点疑虑顷刻间烟消云散。他们都是非常棒的家伙，而且才华横溢。这一次现场多了一个姑娘，乔·切林顿，戴恩的经理人，尽管在巡演途中我才真正了解她。她非常疯狂，电话不停，但是非常干练，我特别喜欢她。
开始前，安迪问我：“你看哪些还需要改动？”我正要说，嗯，这一段听起来好像扬声器要炸了，有一种“砰砰”的噪音。就在这时，他们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歌曲中这个最烂的部分”，我意识到“歌曲中这个最烂的部分”就是我想说的我特别不喜欢的那个部分。所有人都在说：“太烂，太烂，老兄，鼓，低音和弦。”而我只是想，好了，我最好闭上嘴，别在这儿咋咋呼呼地惹人烦了。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的歌手选拔与签约人尼克·拉斐尔满是溢美之词。
关于我，我的想法，我的演唱，我的天哪！我无法相信。这就像一部卡通片，我四处张望，想着他在说谁呢。这个家伙非常了解他的这群人。一生中第一次有人这么相信“高贵辣妹”——不，不是“高贵辣妹”，而是维多利亚·贝克汉姆。
我记得当时想大卫进球的时候肯定就是这种感觉，其他队员围着他，拥抱他，想分享那美妙的时刻。那种有人完全信任你的感觉。
不管怎么说，那天下午，突然感觉一切都好了。我们讨论策略，首先在俱乐部里播放，然后某些无线电台未经允许就擅自播放，但是这个阶段不要提及我的名字（事实上，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当我发现有人打赌在“真步者”的新歌里演唱的那个不知名姓的女人是麦当娜时，我真的感到无比荣耀）。然后戴恩说，如果我们参加“公园晚会”那岂不是很棒？每年夏天，“王子委托慈善”都在海德公园举行一场盛大的露天音乐会。一切都确定下来后，我知道下面该我了。
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去做，就要把它做好。我解释了所谓做好是什么意思。许多伴舞，许多舞台烟火，令人着迷的服装。我说话直来直去：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但我知道只有那样才能成功。我要证明许多事：维多利亚·贝克汉姆不是个被人小瞧了的“辣妹”。我是个舞者，因此我们要展示他们从未看过的舞蹈。不要那种晃来晃去的东西，不要高跟鞋——我已看见了：漂亮的摩托车手的长靴，皮装，许多的金色、银色——太空时代的装束。我会请普里西拉·塞缪尔斯编舞。（后来发现普里西拉和戴恩合作过，他那时还在“超凡四帅”。戴恩对她和我有同感。）
我要让人们大吃一惊。每个人都期待着一袭长裙，一首情歌，我要让人们无法相信站在台上的是我。我要做一些谁也想不到的事。我能感到兴奋在涌动，撞击着我的血管。
“这些都得花钱，”我指出。但我想尼克·拉斐尔已经看出来我是个完美主义者。他完全知道我的背景，那天下午，他立刻就领会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尼克、我和戴恩真的在分享着一个梦想。这首歌是戴恩的，我帮着完善了它，但我绝不会想从他、安迪和约翰尼做的工作里分一杯羹。我能做的是把余下的事情做好。我知道会有许多好嘲讽别人的家伙在那儿等着看我们摔得鼻青脸肿。
我有将近两年没跳舞了。还有几个美国的歌曲作者来和我一起做我的个人专辑，那是我不能取消的事。但是在你的一生中，有些时候，你就得凡事都提高一个档次，然后再实现它。
从那时起一直到7月8日的“公园晚会”，我几乎每天都是从黎明工作到午夜。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带着布鲁克林。
他喜欢呆在工作室里——响亮的音乐和舞蹈。他那时候常和我们一起跳舞。
每天上午我在卡姆登和普里西拉、戴恩、其他舞者一起排练舞蹈，然后一辆汽车载着我横穿伦敦，把我送到巴恩斯去做我自己的专辑。然后坐一个半小时的车回我爸妈家。我很少晚上十点钟之前进家门。那时大卫已准备好晚餐。我累极了，但我不在乎。我拼命工作，感觉比生布鲁克林之前要好。
夫妻之间，通常是一个人状态好而另一个人却差一些，但那年6月我和大卫的事业如此协调一致，没有哪两个人会这样。他和我一样状态极佳。在法国每件事都聚到了一起——英格兰队主教练凯文·基冈是个非常好的家伙，营地的氛围与两年前世界杯和格伦·霍德尔在一起时完全不同。
2000年欧锦赛是大卫一直在等的一个机会，他可以把一切都抛开。我知道他希望我去看揭幕赛。但我的工作压力这么大，上午与戴恩、伴舞一起排练，下午与歌曲作者一起工作，还要考虑到布鲁克林。
伴随了我九个月的妄想症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这需要些时间——说句心里话，我想我永远都无法完全摆脱它。所有这些大卫都理解。
后来那个周五早晨我开车去工作时，收听了首都电台；他们援引了《每日邮报》的一篇文章说：我不去看球赛是轻慢其他英格兰球员的妻子。所有的媒体都激烈反对我的做法。电视里不停地播放可怜的加里斯·索斯盖特在1996年欧锦赛上射失点球的镜头以及大卫在世界杯赛上领到红牌的镜头，并且问他会重蹈覆辙吗？电视画面上出现阿兰·希勒（1998年世界杯英格兰队队长）的照片，并且说，他是不是太老了？保罗·因斯的伤病会影响他比赛吗？而我想的是，等等，难道他们不应该播放些这些出色的英格兰球员进球的剪辑、说一些英格兰队能行之类的话吗？这地方怎么了？我需要生活在一个有爱国心的国家里。我只是祈祷千万别让大卫罚点球。
自从解雇了马克，我们就很少在报纸上露面了。如果需要证据证明他是那个泄密者的话，我想，这就是最好的证据。
但现在大卫成了个“合法的靶子”，为什么不把他的妻子也带来？《每日星报》说有研究显示，外国球员在大赛前事实上被鼓励和他们的妻子发生性关系，因为那样能使他们踢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