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40章

任你所信任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梅贻琦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作为一校之长，他平时话不多，很少当众断言拍板。有学生针对其性格写打油诗云：“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西南联大毕业生何兆武回忆：“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比如梅（贻琦）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着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
傅斯年动辄发怒，但只对事不对人，事后又常常后悔。有个工友开玩笑说：希望傅斯年向他发脾气。因为傅上午发脾气，下午某杂志送来稿费，他便一股脑地送给了工友。
1929年，学者刘文典时任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一次到安庆召见刘，要他提供学校里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介石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针锋相对：“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林语堂点评《语丝》诸同仁道：“达夫潇洒，伏老（孙伏园）静逸，玄同红脸，半农矫健。”“玄同守活鳏，永住孔德学校，不回家，此人实在神经。”
罗尔纲在北大工作时，曾有一些学校想把他挖走，胡适对他说：“你到别个机关去，恐怕人家很难赏识你。”罗后来反省这句话：“好似暮鼓晨钟一般警告我。我这个人，性鲁行方，不会应付人事，不是适之师，谁能同他这样爱护我，体谅我，宽恕我，弃我之短而录我之长呢？”
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后，对继任者马君武有一番评说：“马先生是孙中山同盟会的秘书长，地位很高。只是脾气不好，一言不合，就用鞋底打宋教仁的巴掌。他不肯信任人，事事要自己抓，连倒痰盂也不放心，要去看过。不肯信任人，人便不敢负责；事事自己去抓，便行不通。”
徐悲鸿从欧洲回国后，1927年携妻儿回了一趟宜兴老家。徐母大有儿子“衣锦还乡”之喜，摆了好几桌。当日下午两点来钟，大家刚吃完饭，正围坐叙谈家常，突然传来几声枪响和“强盗来啦！”的喊声。徐家一片惊慌，一家人相互照应着逃到屋后的草堆里，唯独不见徐悲鸿的人影。土匪散后，蒋碧薇正着急担心时，只见徐悲鸿进了院子，头发和衣服上粘着许多谷粒。原来徐悲鸿反应极灵，“枪声一响，他跳起来就跑，自家一个人跑到屋后谷仓，打破了气窗的木条，钻进去躲在谷子堆里。”
蒋吟秋与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并称“吴中四老”。郑逸梅说：“吟秋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出言吐语，不卑不亢，且庄中有谐，直中有婉，任你满怀的不快乐，愁眉苦脸，和他一谈，不自觉地心境舒适，如坐春风。他虽和人绝交，也不出恶声。在家中与子女相处，从无疾言厉色。”
黄炎培曾以“外圆内方”自诩，梁漱溟则称其“外圆内也圆”。
吴湖帆爆得大名后，求画者纷至沓来，以致画债累累，难以清偿，但他并不为此所累，仍客来时谈笑终日，客去后自摆棋谱。有人劝他，如此浪费时间，不是很可惜嘛！何不多画一些？吴答：“人还是人，不能和机器等量齐观。”
沈心海人如其名，心静如水，心宽如海。处境无论顺逆得失，都漠然不很关心，随遇而安罢了。
莎剧的译者朱生豪不仅英文厉害，还精通诗词，被词学名家夏承焘誉为东坡后第一人。朱是典型的书呆子，性情孤僻，对应付人际关系一窍不通。他从学校毕业后，入世界书局当编辑，曾致总编辑一函，上来就称其为“仁兄”，传为笑柄。
韩国钧（紫石）任江苏省长时，一次请萧俊贤画一立轴，嘱手下要萧题紫老上款，萧听后对韩派来办事的属下说：“彼老，予亦老矣！我固不知孰老也？署紫石先生可耳，何喋喋之甚也！”
黄侃任中央大学教授时，学校规定师生出入校门要佩戴校徽。黄侃对此置若罔闻，一次被门卫拦住，要看他的名片，黄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直至把校长叫出来调解、道歉，才算了事。
李健吾说：林徽因“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11．起居
袁世凯每天凌晨5点起床，先入办公室批阅文件，然后喝茶及牛肉汁、鸡汁。7点进早餐，通常是包子和鸡丝面。10点进鹿茸一盖碗。11点进人参一杯。12点吃午饭，食谱上常有清蒸鸭子，入冬后几乎每天必吃。下午吃一次西点，并服用自制活络丹、海狗肾。晚7点进晚餐。袁世凯的一天，除正事外，可谓是在大补中度过的。滋补过度，使他强壮身体的梦想最终化为泡影，并且适得其反，仅活了57岁。
袁世凯当政时，徐世昌曾为国务卿。后袁图谋称帝，徐即辞职还乡，隐居于河南辉县老家。
徐世昌的退隐生活大体是这样的：除原配席夫人外，他还有五个姨太太，此时各司其职。徐的一日三餐由大姨太太监制，五姨太太伺候。他每天黎明即起，洗漱后用早餐。饭后由四姨太太陪着在花园闲逛一圈，再入屋睡两小时的回笼觉。徐白天则靠吟诗、写字、画画打发时间，五姨太太为他磨墨铺纸，据说耳濡目染，后来也能涂抹几笔。当时有人说，徐的字不如诗，诗不如画，因而画兴最浓。徐每顿饭由五姨太太陪着吃，席夫人和另几个姨太太一起吃；晚上睡觉则由席夫人照料。徐世昌的卧室有两个铺位，一个是徐本人的，另一个就是席夫人的。这都是席夫人一手所为，但长此以往，也不免让另几个姨太太对其心存恶意。
段祺瑞每天的生活，离不开念经（佛经），午睡，下围棋，打麻将。即便是在他当权的日子，甚而大事频发的当口，也天天如此，以致不少军政要务，不得不假手于人。
吴鼎昌生活很有规律。他任贵州省主席时，无论公务如何繁忙，除特殊情况外，一般节假日、下班后不会客，不谈公事，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下属也都清楚他的这个习惯，不到家中打搅。逢假日或周末，吴常携妻子去贵阳南郊的花溪风景区度假，在那里读书写作赏景，过闲适清静的家庭生活。其作品《花溪闲事》，即是那几年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在花溪写成的。
顾维钧每晚11点入寝，第二天上午10点起床，一天近一半的时间是在睡觉。顾是外交家兼政客，大半生满世界奔波，生活并无规律可言，却能享高寿，活了98岁，这多少得益于他良好的睡眠。顾维钧曾说：“有人把睡和醒截然分开，认为‘醒’才是人生，睡着了浑浑噩噩南柯一梦，属于非人生。这实在是不确切。‘睡’也是一种重要的人生，我这一生就非常注意睡。要保证醒时的理性和工作效率，‘睡’可以算得上是人生第一要务。”
《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作品问世后，张恨水爆得大名，囊中渐鼓。他在北平租了一个大宅子，院里种了不少花木，颇为幽静。但他并未从此歇手赋闲，反而更忙了。
这段时间，张恨水同时给六七家报刊写稿，每天闭门创作。一般是从早上9点一直写到晚上六七点钟，然后搁笔吃晚饭。饭后略事休息，再接着写到半夜12点。登床后，还得看书“加油”一两小时。
张大千的子女回忆说：父亲一生不喝酒，不吸烟，不玩牌。善饮食，爱步行，记忆力超强，长年无休息日，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
上世纪20年代，陕西盐商吴怀琛在上海当寓公，他每日鸡鸣时入睡，下午四五点钟起床。其他时间则大多沉湎于烟榻上。
刘淑静是河北大名人，后入山东曹县“圣家会”修女院。她晚年曾述及“修女的一天”——清苦、单调、有规律、受禁锢：早5点前起床，半小时后一起进堂念经，接着是30分钟的默想，题目出自《默想全书》。然后是望“弥撒”，领“圣体”。8点吃早饭，12点吃午饭，下午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