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26章

（梅贻琦字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的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
吴晗曾回忆西南联大时期的闻一多：“他住在乡下史家营的时候，一家八口（连老女佣）光包饭就得要全部月薪的两倍，时常有一顿没一顿，时常是一大锅清水白菜加白饭。敌机绝迹以后，搬进城，兼了昆华中学的国文教员。每月有一担米，一点钱，加上刻图章，勉强可以维持。”
1942年底，茅盾路过贵阳，去文通书局访总编辑谢六逸，谢不在。茅盾从其同事处得悉，谢六逸在外兼职达五六个之多，每天要在马路上奔波两三个小时。以谢六逸的个性，是不喜欢多兜揽事情的，因而茅盾判断其子女多，经济状况一定不佳，不得已才四处兼职，以养活一大家子。第二天谢到招待所回访茅盾，叹道：“在贵阳一住五年，实在寂寞得很。”
上世纪30年代，罗尔纲随胡适来到北平，供职于北大文科研究所，月薪60元。他把妻儿从广西接来后，租了一间小房，因接送儿女上学，不得不包下一部黄包车，这样一来，一家四口最低生活费也要90元上下。罗便卖文以补家用。他说：“当时我的工作分成了三方面：考古室办公时间做整理艺凤堂金石拓本的工作；星期日及假期到图书馆去继续搜集太平天国史料；晚上回家却在荧荧煤油灯下赶写太平天国史文章，常常写到午夜不得休。”
1917年，徐悲鸿夫妇在北平等着出国的一段日子过得很苦，蒋碧微后来回忆：“自从到了北平，我们一直很穷，徐先生通常都在北大吃饭，或者是参加应酬，碰到家里青黄不接，他也多半不大在意。有一回我身上只剩下了两个铜元，折算起来还不到一分钱，正在发愁，程妈来说先生不在家吃饭，我们马马虎虎买半斤面条下了吃吧。我问她半斤面条要多少钱呀？她说四个铜子。我一时拿不出来，只好叫她先垫付一下。第二天逼得没法，想拿母亲给我的一只金镯子去当掉，但是徐先生不肯上当铺，他的理由是一个男人拿着女人的首饰去当，人家会怎么想呢？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去。一出门就是后门大街，大街上有当铺，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布帘，我在门口梭巡许久，一方面缺乏勇气，一方面又怕熟人碰见，最后我想起不进去不行。这才在四望无人的时候，一头钻进了棉布门帘，抬眼一望，当铺柜台比我的人还高，我举起手将金镯递给朝奉，他接过掂量一下，说是可以当四块钱，我一声不响，拿了四块钱和当票就回家。”后来这金镯子还是被徐悲鸿赎了回来。
蒋碧微说：“我和徐先生结缡二十年，生活过得一直很苦，日本、北平和巴黎的困窘不谈，回国以后徐先生的名气虽然越来越大，但是他从来没有卖过一幅画，倒是他收购金石书画的支出，反在渐渐的增加。他每个月将薪水交给我，我却要匀出一大部分去支付他收买艺术品或是裱画的费用，因此回国那么些年，我们不但没有储蓄，甚至经常捉襟见肘。”
丁文江生前声名显赫，曾为拟议中的驻苏大使和铁道部长。丁暴病去世后，留下来的钱，仅为2000英镑的保险费。这笔钱由竹垚生负责管理，以供应其遗孀的生活。
彭素民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国民党总务部长、农民部长等要职。彭虽居高位，却“未尝为家谋”，1924年病故后，“家贫母老，子女六人俱幼弱，教养无资”。后经廖仲恺等努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决，给其遗属一次性抚恤金1000元并每月100元的定期补助，至其子女成人能负担家庭生计为止。
顾维钧的续弦夫人姓黄，是南洋糖业大王的女儿，顾继承了岳父的巨大遗产。他在北京任代理国务总理时，公馆每月开支多达4万元，都由自己支付，从不动用公款，更无贪污之举。
林白水成败皆因办报。他最风光的时候，家里有十个佣人，五个家庭教师，住着四五个院子，三四十间房子。平时出手之阔绰，常令人叹止。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报刊阅览室当管理员时，月薪是8元。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元，文科学长陈独秀大概能挣400元，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北大教授的工资都在二三百元之间。
上世纪20年代末，柔石闯荡上海滩，靠卖文为生，是一个典型的自由撰稿人。他在一封家信中说：“现金每月收入约40元。一家报馆每月定做文章一万字，给我廿元。又一家杂志，约廿元至卅元。不过近来食住两项，每月要用去廿五元，书籍每月总要十元。因此这两笔所赚，没有多少钱。”
丁玲和胡也频同居后生活拮据。一次两人还剩一块钱时，有客人来，只好用这一块钱办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当时他们住在北平郊区的碧云寺，第二天一早起来，两人两手空空，徒步几十里地进城找熟人借钱。
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中说：“30年代中叶北平的中学名教员，收入一般在一百五十到二百元之谱，大都有辆包车，夏天晚饭或饭局后，最普遍的是公园、北海茶座上坐到半夜十一二点钟回家睡觉。要有竹城之好的呢？小四合院树下支开桌子，吊上电灯，八圈、十二圈八元十元底，轮流做东，更是家常便饭。牌桌上一夜下来，擦把脸、吃点东西来校上课、改卷子，是常事。”
“左联”作家的生活与名气是不成正比的。即如左联领导人周扬，也经常靠举债度日。胡风回忆说，有一天早晨，他们夫妇刚起床，周扬就来敲门，声调很急切地说：“家里没有菜钱了，借个三五元吧！你手上没有，就用鲁迅的补助款也行嘛。”周扬的妻子苏灵扬回忆说：“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找钱’。我们‘借’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林林等，像沙汀、周立波‘借’得更经常。”1936年元旦，苏灵扬临产，但家里没钱送产妇进医院。周扬出门跑了一天，总算从郑振铎处借到20元，解了燃眉之急。这种局面直到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后，周扬得了大约800元稿费，生活才有所好转。
鲁迅定居上海后，一直是一个无固定职业的自由撰稿人。有人给鲁迅算了一笔账，他在上海的最后九年，共计收入为国币7万多元。平均月入700多元，这大体是当时一个名牌大学教授收入，相当于上个世纪末的人民币两万多元。鲁迅在上海住过三个地方，自然是越搬条件越好，去世前，他想再一次迁居环境更幽静的地段，曾致信友人：“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他在《病后杂谈》中也算了一笔账：“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些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一十四两，每两作一块四角（银元）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块六。”
画家黄宾虹寓居上海时，生活颇为艰辛。他租了间陋室，屋里无任何设备，房租却一再看涨，以至终于负担不起。“常因觅屋不得，为之栖栖惶惶。”有时因为买不起菜，只能连吃若干天白饭；车自然也坐不起，多远的路都走着。
李大钊遇害后，家中每况愈下，后来不得不以出售李大钊的藏书来维系生活。1932年8月26日，周作人致信胡适：“守常长女李星华（现在孔德学院肄业）来说，守常遗书出卖，此事曾与兄及孟邻（蒋梦麟）校长说过，唯近来寄存书籍的亲戚家就要搬走，而李家家况亦甚窘苦，想早日卖掉。孟邻曾提议由大家集款买下，寄赠于图书馆以作纪念，或比较由学校收买更易办亦未可知，希望兄为帮忙，为向孟邻一说，早点想一办法以了此事。”
邵洵美生在豪门，又娶豪门之女（盛宣怀的孙女、也是邵的表妹）为妻。据说盛去世时，家里光现款就有三千万两银子。邵家五口人，仆人有三十多个。他年轻时，一品香是上海最大的西餐馆，他每年的生日都在一品香过。邵属虎，每过生日，必事先在一品香定做一只与真老虎一样大的奶油老虎，作为生日蛋糕。
7．家事
盛宣怀病故后，家人花40万巨金买通工部局洋人，获准把灵柩抬到大马路（南京路）转了转，致丧事盛况空前，轰动了上海滩。张謇恰好因事到沪，就去盛家吊唁，谁知盛家出来应酬的都是亲戚和门客，一问方知，家属全都去看梅兰芳的戏了。张遂苦笑而出。
鲁迅去世前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