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大明1592·抗日援朝-第47章

到了十月二日，石星提请廷议讨论援助朝鲜问题，这照例遭到反对。但石星的提议，并未完全被驳回，此前一直未获通过的火器援助，终于被一致通过。
这是石星的一次投石问路，他从决议结果看到，反对派的意志已经不那么坚定，可以予以重重一击。
于是，到了十月五日，石星再次上奏，要求阁部九卿科道集体来一次廷议。奏本里除了援助朝鲜的老生常谈以外，还加了两句话，一句是他自愿前往辽东居中策划，立下军令状，只要有一个倭寇进入国境便自受军法；第二句，是推荐辽东的地下君王——宁远伯李成梁一同前往剿倭。（《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五日）
这两个人选让朝廷炸了窝。大明朝还从来没有兵部尚书亲自带兵出征的先例；至于李成梁。他在前一年刚刚被弹劾罢官，朝廷一直希望他在辽东的影响力被削弱，恩养在京，现在提出起复，岂不是荒唐？
这两个人选，是一定不会被朝廷通过。石星这一手，玩的是拆屋开窗之计。我说开窗，你肯定不答应；但我要说拆屋子，你就允许我开窗了。
果然如石星所料，朝中大臣都被这个奏本里破釜沉舟的气势惊呆了，不知他哪里来的这份心气。石星趁机把郑昆寿的哭诉讲了一便，朝中大臣多少都知道这人的事迹，纷纷默然不语。反对者们看到在道义上已无法阻止，只能继续搬出“朝鲜敌情不明”的理由，说如果贸然前进，只会和祖承训一样遭遇失败。（《再造藩邦志》）
石星早等着这句话呢，他嘿嘿一笑，拿出一份报告给大家看。大家一看落款，薛藩。
这份报告是薛藩返回北京途中写成的，在壬辰战争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它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明确提出“夫辽镇京师之臂，而朝鲜者辽镇之藩篱也”，属于必救之地；第二部分则是讲述在朝日军与朝鲜军民的动静，指出日军嚣张跋扈，却立足未稳；朝鲜军民“彼国之人，莫不以恢復为念，誓不与此贼俱生。乘此人心，加以精兵，与彼夹攻，则倭奴必可计期勦灭”。正是发兵的好时机。
在第三部分，薛藩还根据朝鲜战场的经验，指出“北人善於御虏，南人善於御倭”，建议多多调派南兵入朝，并多造鸟铳、藤牌等装备，来应对日本人的铁炮战术。连如何对付日本著名的三段铁跑战术，他都提出了建议。
在石星的授意下，薛藩还特意表扬了沈惟敬两句，说他单身入敌营，争取来五十多天的缓冲期。
薛藩的报告详尽、缜密，极富说服力，折服了所有人。最顽固的反战者，此时也只能嘀咕两句“战争有风险，用兵须谨慎”之类的警句，再提不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反对意见。
万历皇帝对这个结果大为高兴，下旨说老石你是个好样的。
石星确实是个好样的，他这一次先是激情攻势，又是理性辩白，数路并发，攻势绵绵不绝，于无声中便把反战者的舆论消解于无形，可谓是精彩至极。
他能够取得胜利，最关键还不在这些手段，而在于合乎上意。对朝鲜用兵，一开始就是万历皇帝提出的方针。他虽躲在宫内不与大臣们相见，却通过石星，逐次往朝鲜添兵，把中朝、日的对峙长期化，日常化。反战者们就象是温水里的青蛙，温度上升而不自知，等到石星最后法出雷霆一击时，他们发现大势早已悄然逆转，出兵朝鲜已是弓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大事既定，剩下的便是细微末节。兵部趁热打铁，在数日后上表提请出兵。这一次的调动规模空前，包括辽东军、浙兵、蓟州、保定、宣、大等地驻防军，加上已在鸭绿江两岸驻屯的九千人，总兵力达到了四万人（《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壬辰）。——这个计划数字虽然和后来实际动员的人数略有出入，但足见明军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在这些部队当中，辽东军是精锐尽出；宣、大、蓟、保等地因为要防御蒙古人，派来的大多是当地团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浙兵，这支部队是戚继光的血脉，指挥官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等人都曾是戚继光的部属，拥有一整套对付倭寇的战术与装备。
这还只是先发部队，四川、山西、浙江义乌、东阳等地的军队，都在陆陆续续动员中。（《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壬辰、丁酉）
至于总指挥官的人选，石星在那封奏折里已经给出暗示了：李成梁——但是李成梁肯定不行，他身份敏感，何况年纪也大了，不宜出征，可是宁远伯的面子不能不给，那么朝廷只有一个选择：李成梁的长子李如松。
李如松此时正从宁夏战场带着无上的荣誉归来，征尘未洗。他来当这个指挥官，众望所归。
于是，李如松从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改成了提督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另外南京刑科给事中徐桓、福建道御史彭而珩等人还不失时机地举荐了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李如梅、李如梧等人，也都在东征军中各有职务。其他人选如杨元、张世爵等人，都是南北一时名将。
但大明祖制是“以文驭武”，这种国家级的军事动员，必须要用一位文官来担任最高统帅。石星倒是想自己去，可于规矩不合，于是这个职位便落到了一直在辽东忙活的兵部右侍郎宋应昌身上。
宋应昌是会稽人，嘉靖四十四年二甲进士，在大明官员中学历只算是普通。他历任降州守、户科给事中、刑科给事中、礼部给事中、河南布政司参政、山东巡抚、江西布政司右布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这一长串履历相当热闹，六大部委干过四家，朝廷和地方都有过任职经历——可是惟独没有与军事相关的。
石星为何要选这么一个人呢？因为宋应昌这个人，是出了名的不务正业。他本职工作多是庶务民政，可他本人的兴趣爱好，却是打仗，没事就上书朝廷，对各地边境政策指手画脚，一个主意接着一个主意地出。象他在山东当巡抚的时候，老百姓生活水平没怎么改善，军备水平倒提高了一大截。
在壬辰年八月份的时候，朝廷名义上还没决定出兵，但万历皇帝授意石星可以开始作前期准备工作。石星希望这件事要低调、秘密地进行，因此负责人必须懂军事，擅于统筹，又不能有太强烈的军方背景，以免刺激到朝廷。
挑来挑去，石星想到了这个不务正业的军事狂。经过一番运作，石星在八月十三日把宋应昌从工部平调到了兵部，然后立刻把他派去了辽东准备。
宋应昌六月二十四日才刚刚从大理寺卿升任工部右侍郎，两个月都没到，居然又转到了兵部。这在万历朝，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要知道，当时万历皇帝正在消极怠工、变相罢工，以示对大臣们的抗议，多少职位因为他拒绝签字任命而常年空缺。从这个人事任命，我们就能觉察到石星背后万历皇帝的身影。若没有他大开方便之门，石星断然无法如此随心所欲地操纵人事。
宋应昌确实不负众望，他到辽东以后，采取了“先固己，再救人；先由近，再及远”的原则，开始有条不紊地整顿，修缮城墙道路，安排粮草调运，检查武器库存等等。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明军在辽东境内的补给与运输从来没出过任何差错，全赖这位“不务正业”的大人用心之故。
有鉴于他这份辛苦与功劳，等到朝廷决议一定，宋应昌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经略。
朝廷还为宋应昌下面设置了几个副手。沈惟敬是其中一个，他立了大功，被实授游击将军署都指挥佥事。另外还有两位副手，都是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巧合的是，两个人名字里都带一个“黄”字。
一位叫刘黄裳，除了毛笔字写的非常好以外，没什么特别的。而且这个人有点缺心眼，进入朝鲜觐见国王的时候，别人都是嘘寒问暖，他上来劈头就问国王的生辰八字，说要给起一卦，搞得李昖莫名惊诧。（《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三日）
但另外一位就不同了。
这位名字叫做袁黄，字坤仪，负责赞画军前兼智朝鲜兵政，也就是在前线给李如松担任参谋长。这位参谋长，乃是大明朝的一代奇人。
大明朝从来不缺天才，但是却很少看到袁黄这样的全才。袁黄兴趣广泛，涉猎广泛，偏偏脑子还特别好使，什么东西一拿起来就会，而且都是精通。几十年下来，他的简历里特长这一栏长得不象话：诗词歌赋、经史子集，天文学、历法、几何、算学、岐黄之术，甚至还弹得一手好琴。
在万历二十年，袁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