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26章

文化现状的特殊情形，这个问题，许多人以为无产阶级艺术与作品大众化是两个东西，换句话讲：大众化的作品好像不是无产阶级文学，实在仍旧被艺术至上主义所蒙蔽，形成了无产阶级文学的二元论！目前中国工农斗争的勃发，正需要我们创制合于他们文化水准的作品，就是说，经过文学艺术的煽动与教育，加紧的鼓励他们斗争的勇气和情绪，当然，同时我们并不取消争取与鼓动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的工作，但是在目前工农大众斗争长足发展的时候，用合于他们文化水准的文化艺术去鼓励与煽动，是迫切主要的工作。假如我们的文学家，编撰一支民谣村歌曲形式（文字显浅明白，音调和谐顺口）似的鼓动斗争或暴露压迫阶级的作品，其艺术价值绝对不在皮面洋装、道林纸精印、专供大学生们所阅读的作品之下。
可是我们这些出身小资产阶级的分子，要取得大众化作品的艺术形式与内容，不是凭空可以创造，一定要有大众化的生活的实际，才能做到，所以这里就马上关联着一个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者生活大众化的一个问题，在理论上我们先要指出生活大众化，不简单是为了文学而生活，是为了无产阶级文学家应该有决心成为工农大众斗争队伍中的战士，遂能产生大众化的作品，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为了观察大众化的生活，创造大众化的作品，而是为了参加工农大众的实际斗争，才能创造大众化的作品。
一切从事文学运动的同志们！全中国城市工人的斗争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勃发，全国农村中的农民斗争风起云涌而转变为游击战争的红军发展，以及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客观的环境告诉我们文学运动者目前的中心任务：加紧大众化作品的创作，是如何的迫切！
4．自我批判的必要：自己阵营内工作的检讨与批判，将加强我们运动的成果。要防止整个阵营中发生那些不正确的错误倾向的发展，只有坚决实行自我批判，才能够不歪曲我们前进的大道。自我批判不是闹着个人的意气，而是巩固与加强我们斗争的阵线；不论在理论上，作品上，运动的行为上，都需要大家站在整个运动的立场上，经常不断的执行自我批判，谁要反对或惧怕自我批判与理论斗争，他便不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忠实勇敢的战士！也只有实行自我批判与理论斗争，才能克服与结算每个人一切旧有的小资产阶级意识！
我想关于左翼作家联盟的任务，绝对不限于我上面所举的4点。我不过根据目前革命的阶段，择其要者而言，因时间及篇幅所限，容有忽略与错误之处，希望大家予以补充与纠正。
第03章　在隐蔽战线上
3。1　为周恩来辟谣①
①本文原载《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题目为编者所加。
李一氓
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忽然连续刊出：
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原文照抄）
当时，周恩来已离沪去江西苏区，用伍豪名义登的脱离启事，显然是国民党特务伪造出来反苏反共的，这必须想个办法加以澄清。经过大家商量，决定由潘汉年找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的律师陈志皋，代表伍豪登一个否定的启事。但陈说他虽然在巡捕房工作，总是中国人，出面不方便。国民党要是找到他，他难以解释。他建议代我们找一个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登一个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多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四十一号六楼五号”
这样，这个启事就于1932年3月4日在《申报》登载出来了。
这个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文＋）的笔名。这个小（＋人＋）动作很妙，因为启（＋书＋）事登出后，国民党（＋屋＋）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因而我们没有很琐碎地去反驳他那些反苏反共的言论。同时党内也有一些油印刊物上刊登了反驳的文章。
在当时来说，这个启事花100两银子是贵了一点，但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因为周恩来已离开上海，他不会知道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也没人向他提过这件事。
麻烦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南开大学“红卫兵”查报纸，查出伍豪启事这一段，就告到毛泽东那里去了。这使得周恩来无缘无故一时处于很尴尬的地位。他不得不去找一些旁证，为自己做了辩护，写成一个送中央的大事记。那个大事记从1931年1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算起，分月分日，记到1932年2月。当时只能依靠毛泽东出来说一句话，但1967年他只批给林彪等人去“阅存”，1968年才批“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可惜那些“红卫兵”只知道周恩来化名叫伍豪，并不知道还有一个名字叫周少山的人，笔名也叫伍豪；更可惜当时周恩来不知道我们已经替他登了一个有力的否定的启事；加之“红卫兵”告状以后，没有人找潘汉年和我查问一下，那样的话，凭这个启事就可以解决问题。
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原文无标点，上面启事的标点是我加的。作为法律文件，应该如此标点，其他标点都是不准确的。
3。2　忆潘汉年二三事①
①本文原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修改、补充。
徐雪寒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后，我第一次见到潘汉年同志。那时冯玉祥将军被任命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线的战事，他通过王昆仑同志，要求沈钧儒先生在全国各界救国会内选派干部去帮助他建立政治工作。由于我曾长期在全救会工作，所以党派我去执行这个任务。临行前，汉年同志约我在钱俊瑞同志家里谈话，关照我在工作上应注意哪些问题。我问到如何同组织保持联系时，他分析了蒋冯之间的关系，说蒋介石此次之所以对冯有此任命，无非想利用盘踞山东的韩复榘是他的旧部，便于解决韩复榘对抗战的暧昧态度。汉年估计很难达到目的，难安于位，所以他决定我的关系还是保存在俊瑞那里。并说，只要冯能站住脚跟，组织上一定派人来同我联系。这次谈话就这样简短明确地解决了。后来事态发展果然不出他所预料，我只去了两个月就回来了。
在这以后，我和汉年同志一直没有什么联系。直到1943年我到位于苏皖边区盯胎县境内的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时，才重新遇见他。原来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党中央考虑到刘晓、刘长胜、潘汉年等同志的安全，命令他们撤退到苏皖边区的淮南根据地。军部、华中局迁来后，刘晓、刘长胜和潘汉年同志分别担任过城市工作部部长、联络部部长。一天，汉年同志突然把我找去，告诉我周恩来同志已有电报，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华中局，华中局已决定把我分配到联络部工作。当时，党内的风气，对党的工作分配是不讲什么价钱的，我也就同意了。
从1943年到1944年冬汉年同志去延安参加“七大”止，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汉年同志不曾离开过根据地。他多次委派我去南京接关系，和他在上海领导的单位的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