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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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现代小说》第3卷第1期。
②《现代小说》第38第1期。
不久，潘汉年又撰写了《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一文，要求从事左翼革命文学的同志通过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思想上的障碍，巩固我们的阵线，整齐我们的步伐，以利于左翼文学运动健康发展。文章指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能够接受正确的客观批判，同时，他一定又是自己阵营内检讨工作，坚决执行自我批判的人，毫无彼与此个人情感意气的虚掩。”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自我批判的目的与手段，绝不允许从个人利害关系或私人感情出发，用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态度去攻击别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发展到现在，自我批判的工作是很不够的。“为了要把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普遍化，为了要确立中国普罗文学运动的理论，为了要指摘作家思想与生活的错误，为了要指导一般青年读者怎样去理解作品，我们应当马上开始中国普罗文学运动的自我批判。”②这样才能纠正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自负的态度和不正确的倾向。
①《拓荒者》第1卷第2期。
②《拓荒者》第1卷第2期。
潘汉年的两篇文章对历时年余且近白热化的论争得以逐步平息起了决定性作用。论争双方开始正视、认识共同关心的焦点问题，分清了文化战线上真正的敌友，在携手并进中加深了理解与沟通。最终使这场“争论和纠葛转变到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那正是革命普罗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①
①《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转引自《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平息论争的基础上，潘汉年又召集创造社、太阳社的党员连续开会，讨论以何种形式把一切进步作家组织起来。几经商议，一致同意中央提出的建立左翼作家联盟的革命文学团体。潘汉年让冯雪峰去鲁迅家中拜访，就成立左联的有关事宜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听了冯雪峰的汇报，高兴地表示赞成。此后，潘汉年又同包括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及党外人士郑伯奇在内一起座谈，再次重申了党中央结束论争的意见，对自己没有及时发现已存在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会上，经潘汉年提名，由各方商量后推定鲁迅、郑伯奇、冯乃超、夏衍等12人组成左联筹备小组。1929年10月，潘汉年在左联第一次筹备会议上，要求尽快拟订左联发起人名单，起草左联纲领，分头征集会员。他还叮嘱夏衍、冯雪峰等人及时向鲁迅通报每次筹备会议的情况。左联发起人名单和纲领形成后最先征得鲁迅的同意，再由潘汉年过目后转送党中央审阅，于1930年1月定稿。
这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对鲁迅的争取、团结工作。尽管潘汉年曾参与了创造社对鲁迅的批判，当党中央决定立即停止论争和对鲁迅的批判后，潘汉年勇于率先作出自我批评，并专程赴内山书店与鲁迅交谈，虚心倾听鲁迅对左联筹备工作的意见。潘汉年的真诚坦荡和高度的党性觉悟，令人肃然起敬。
经过近半年的筹组，左联成立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潘汉年与筹备小组最后确定于1930年3月2日在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召开左联成立大会。前一天，潘汉年由夏衍等陪同实地察看了中华艺大四周环境。他们沿北四川路、窦乐安路至中华艺大二楼会场，连学校的每个房间都仔细检查，学校共有几个出口，分别可从哪条路出去，都—一问明，心中有数。由于会议筹备时间较长，与会人数又多，为防范国民党当局破坏，潘汉年在会场内外布置了数十名纠察队员，确保会议安全。此外他还派了4名身强力壮的工人纠察队员暗中保护鲁迅先生，万一出现紧急情况，便可安全护送鲁迅从后门撤离。
左联成立大会如期举行，冯乃超报告大会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作了简要说明，鲁迅先生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出席会议并作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报告。他明确指出，左联的当务之急是团结全体左翼作家行动，反对一切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潘汉年针对文艺界存在的小集团主义、个人主义、缺乏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文艺批评、单纯地为文学而文学、不以文学推进政治运动等错误倾向和弊端，提出严厉的批评。报告阐明了左联成立的意义，在于“有目的、有计划去领导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加紧思想的斗争，透过文学艺术，实行宣传与鼓动而争取广大群众走向无产阶级斗争的营垒。”潘汉年的讲话全文刊登于1930年3月10日出版的左联刊物《拓荒者》一卷三期上，它无疑是党指导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文献、对30年代左联的发展壮大具有深远的影响。
继左联成立后，社联、剧联、美联等左翼团体纷纷建立，这一切也凝聚着潘汉年的心血。在社联成立大会上，潘汉年代表文委作了筹备经过和社联今后工作计划的报告。要求社联通过出版刊物、书籍、组织研讨会，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驳斥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有系统地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扩大、深入与发展。
对左翼戏剧运动，潘汉年同样予以热情关注。早在筹备左联期间，潘汉年看到上海话剧舞台上活跃着不少业余剧团，吸引了一批学生、青年工人、店职员，就派夏衍加入正在组建的上海艺术剧社，加强党对剧团的引导。当他得知艺术剧社首次公演需自筹经费时，立即慷慨解囊。在艺术剧社的倡导下，上海9个话剧团体成立了“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后因艺术剧社、南国社被政府当局查封禁演，戏剧运动联合会内部产生动摇，潘汉年会同郑伯奇、田汉、夏衍等专门作了研究，解散了联合会，另组“左翼剧团联盟”，后改为‘左翼戏剧家联盟”。
1930年8月，左翼文化总同盟成立，这是我国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第一次大团结，也是左联、社联、剧联等文化团体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潘汉年为“文总”书记。他还先后担任“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执委、“中国反帝大同盟”党组书记、左联党团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等职，直至1931年调往中央特科。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潘汉年虽然离开文坛，但他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杆，他的短论杂文仍不时出现在《救亡日报》、《联合晚报》、《文革》等报刊上。
潘汉年自担任中央文委书记以来，团结和率领文化界党员、进步人士，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继承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扩大党对左翼文化界的影响，培育了一支浩浩荡荡、坚不可摧的文化生力军，不愧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奠基人。
2。5　文艺通信①
①本文原载1929年10月15日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现代小说》第3卷第1期“十月扩充纪念特号”。
——普罗文学题材问题
潘汉年××：
将近两年了，我蛰居上海，没有离开一步，这次为着要见你，居然使我与上海有三天的小别。在这短短的三天中，我们什么都谈到了，可是什么都没有谈得详尽。此刻我又离你归来，孤孤的一人坐在沪宁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