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第42章

十万元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其余全是我们自筹的，我们自负盈亏了，于是就给自己定义为“国有民营”。这意味着公司是国家所有，但经营权在我们这儿，做好了，成绩、利润是国家的，但是管理是由自己决定。虽然这本身也是不完善的，但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联想一方面充分学习和借鉴民营企业的灵活，另一方面充分运用和正视中科院这块金字招牌带来的便利，我不止一次在内部和大家说：
如果联想集团不是国有的，而是私营的，赚出的利润是归私人的，大家还会有这么强的凝聚力，还会有这样远大的奋斗目标吗？大家会说国外的企业都是私营的，不是一样有凝聚力吗？中国目前的环境和国外是不同的，人们的思想方法也不同。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联想是私营的，联想不会得到国家银行如此规模的贷款支持；联想海外发展的策略不可能得到港澳办和香港新华社的支持；我们的人根本派不出去；联想不会有今天在民众中的声誉；不会得到国家各部委采购政策的支持；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麻烦。总之，绝不可能有今天的规模。但即使不是私营的，是国有的联想就能发展吗？答案显然更是否定的。如果国家所有者把联想卡得死死的，把每年所有的利润都提上去不允许企业发展，把联想应有的经营权力也全部收上去，不鼓励联想进行股份制改造，不支持实行符合市场经济的激励方式，那联想就谈不上存活，更谈不上发展。
◆迂回海外拿到牌照
我们是中科院计算所办的公司，我和我的创业伙伴们一直想做出代表先进水平的机器来，不过八十年代的中国对PC生产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当时的主管部门并不支持联想生产计算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有很多PC厂家，这些厂家市场都不好，为什么还要将PC生产许可权授给联想？
这意味着我们如果以国内的计算机市场为依托，创办技工贸一体的产业路途艰险。这样，我们设计了海外发展战略三步曲，迂回到海外市场这个广阔天地去发展，充分利用了国内外的各种优势，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有研究中心，有生产基地，有跨国销售网点的产业集团结构。这条带有极大风险的路，我们用三年的时间终于走通了，我们制定了移师香港的战略，那里不需要许可证。联想在香港建立了公司，首先做贸易，后来建了工厂。当国家计委看到我们有能力之后，在1990年给了联想五千台PC生产许可指标。
我们怎么说，都没有用，因为潜在的能力没有人相信。我们决定到海外试试，海外没有计划管着你，就这样，我们把外向型和产业化并做一步跨了，这个对我们影响很大，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国内做贸易，没有介入到工业制造和自有品牌建设这些事情中去，联想不可能做这么大，也谈不上以后收购IBMPC的事情了。
◆结束有钱也不能发的历史
在加入WTO之前，在把计划经济部分转向市场经济时，老的政策规章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它存在着，违法的事情有的时候就是符合形势需要的，如果你完全按照它的规定，企业也就不能发展了。比如1989年的时候发奖金，当时凡是奖金超过月工资的三倍，就交300％的税，我们后来采取了“和稀泥”的做法，没有交，要不然公司没法发展，但后来还是被发现，被罚了九万多。
联想是从J988年开始进行重额现金奖励的，为什么是从1988年起，一是因为当年夏天起大批新人进入公司，二是香港联想成立后销售链条形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1989年公司销售收入达到了两亿两千万，总经理欣喜之余，指示财务处兑现奖金，可财务处呈送的报告却让我大吃…惊，按当时奖金税300％的税赋，按既定制度办吧，那么，公司当年的利润基本所剩无几。
我不肯失信于部下，又不愿意交税，最后则采取财务到银行开现金支票，然后让财务到南方取现，最后给部下发奖金的方式解决。不过，这一当时两全其美的处理日后事发，经多方斡旋后，最终以罚款了事。
另一个让我们很头疼的是外汇限制。
我们要拿外汇去买零器件，但人民币跟外汇是两轨制，有额度和没有额度是不一样的价钱。我们没有额度，在没有额度的地方，价钱随时会调，有时一美元换六元人民币，特殊情况下，会涨到十元到十二元人民币，辛辛苦苦一年的利润，这个价格一调就可能全都白费了，所以我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去研究应付环境。
◆在走私的问题上我们很被动过
像打走私的问题，这几年力度加大以后颇有成绩，但前几年为什么会根本打不下去呢？因为一方面有很多军队在办公司，这些还都是进出口公司，有直接的利益在其中，对自己直接利益的保护就使打击走私的政策不得力，政策就推不动。这样的结果让我们这些企业怎么办？
是按照走私的方式来进行呢？还是不按走私的方式进行？所以这些环境中的问题给总裁的经营带来非常大的难度。也就是说做总裁，就要考虑到对于大环境本身自己能不能进行改造？不能，那么局部环境的改造能不能进行？更小的环境能不能进行改造？有的时候改造小的环境是可以的，有的时候还不行，不行怎么办？不行就要忍耐，适应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然后等待时机，再来做大的。
有人是钻政策的空子，我们是把政策用足。在用政策的时候，我们和他们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儿呢？有许多公司，我们觉得他们在政策的边缘行走时，这个脚的外侧已经在边缘上了，稍微歪一歪就可能下去了。而我们呢，脚总是还离边缘有那么一寸远的距离，不能离远了，也不能太贴近。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做堂堂正正的事，真正到国外较量一下，而不能完全靠利用目前国内腐败的情况，老去钻这个空子。
那时经营企业很难，不光有决策风险、管理风险，还有政策风险。
国家一天天在转型，政策一天天在趋于合理，但是我们的企业现在就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如果不想一点办法，冒一点风险，可能一天都不能生存。这就要求企业经营者不光要有才能，还要有超强的奉献精神。
为什么国有企业通常办不好呢？就因为经营者要么因为公有资产无人负责，而浑水摸鱼；要么因为公有资产与己无关，但求无过。
且l使我们极其小心地、战战兢兢地处理各种敏感问题，也照样有可能导致锒铛入狱的结果。如果再有人死盯你不放，不断从工作中寻找各种毛病上纲上线，那么企业的领导人只有两条路，要么辞职，要么就任何事情不要做，和企业一起坐以待毙。
◆正视政策风险，学会妥协
政策风险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策法律（比如税法、海关法、外汇政策等）是在不断地演变、完善。企业要理解在转轨期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不严密、不自给；国家也应该允许企业在不成熟的政策面前有转圈的能力。但这都是要通过人来实现的，人的眼光、角度、好恶不同就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我之所以这么说，与联想集团当年与南方某海关的一段恩怨有关：
1992年，联想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每天从香港用货车拉元器件到深圳组装成机器。
此时，联想曾遭到当地海关不公正的待遇，那时候年幼无知，把这事告到了海关总署，海关总署来人处理这个事情，处理结果是批评了当地海关，我们这边虽然是赢了，但从此以后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那之后，由于形势所逼，联想的生产基地被迫迁往广东惠阳。我从此后认识到：“后来觉得自己只应该关注企业的发展，纠正其他不良风气不是我们的责任。”1998年前后，国务院从海关内部彻底整顿以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还有一个事情也让我记忆犹新：
1987年，海淀物价局说我们汉卡定价过高，要罚我们一百万，当时的一百万和1990年的一百万不是一个概念。后来我们再三解释，请来院里领导出来协调，还是被罚了四十万，当时我的其他同事气不过，一定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把这个事情公开，被我拦住了。没有什么讲理不讲理，我现在对这个事情还耿耿于怀，它不抓四通，科海等，因为四通是他们的亲儿子，后来胡昭广（前北京控股董事长）办开发区后，就一视同仁了。要是理想化，你就要讲理，告状，最后企业就不用干了。物价局采取的是元器件价格乘以两倍或三倍，但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