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62章

也许是意识到了维新变法在最后时刻的重大失误，康有为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有过密谋兵变之举。策反袁世凯的确凿证据自不待言，而削发为僧的毕永年后来也留下了一本《诡谋直纪》，记下了当年所发生的一切。为了掩盖捕杀太后兵戎相见的计谋，对谭嗣同临刑前的绝笔诗也作了一定的篡改。“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一百多年来，谭嗣同的这首《狱中题壁诗》不知激励、鼓舞过多少中华优秀儿女，而原诗却与流传的有所区别：“望门投止思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将“掷刀”改为“横刀”，最后一句的“公罪”之论全部改写，也就抹去了武装夺权的痕迹，显出一种忍辱负重、舍身成仁的气概。
被康有为及其弟子篡改的还有所谓的衣带诏。维新变法进行到第九十五天，光绪帝在慈禧的胁迫下压力重重，自感情形不妙，却又无计可施，便给他所信任的军机四卿之一杨锐下了一道密诏，让他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人筹商，想出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改革继续进行的办法。而康有为却将“密诏”改为“衣带诏”，将诏书的对象由杨锐改为他本人，将内容改为要康有为等人“设法相救”。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发动军事政变，向他出示“衣带诏”时，机警狡猾的袁世凯当即就表示怀疑，而光绪帝也一直否认自己下过这样的密诏。幸而杨锐的儿子保存了父亲交给他的密诏原本，杨锐交给康有为的光绪密诏只是一份抄本。
光绪当年确曾派人给过康有为一份密诏，只是内容有别。因局势恶化，光绪让他前往上海“督办官报”，“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关于“衣带诏”的篡改，学界另存一说，康有为是在这份密诏的“汝可迅速出外”之后，添加了“求救”二字。如此一改，就变被动的外出避难为主动的寻求救兵了。
变法失败，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在英人的帮助下侥幸逃脱清廷的严厉搜捕，经香港逃到日本，可谓九死一生。此后的康有为，便以“更生”为号，所致力的“事业”，就是延续“百日维新”中断的一切，保皇复辟。
一个没有功名官爵的书生，在一个有着几千年森严等级的封建社会里，受到最高权力统治者光绪皇帝的器重，托以经天纬地的大任，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维新变法，这一切，看似比登天还难，却神话般地在康有为身上实实在在地发生过。因此，他对光绪皇帝感恩戴德不已，但求肝脑涂地、以身相报。自变法失败仓皇出逃，就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在逃亡船上听说光绪已死，康有为痛不欲生，当即给弟子写了一封绝命书，就要投海自尽。幸而被英人濮兰德拦住，说传闻不可信，不妨弄清确凿消息后再说。他之所以活着，仿佛就是为了光绪皇上。此后逃到日本，康有为求助于英、美、日各国，希望列强共同干预，勒令慈禧太后归政。眼见没有结果，又远赴加拿大、英国等地，每到一处，都以伪造的“衣带诏”为据，发表演讲，鼓动海外华侨支持皇上复政，共同参与他的保皇大业。他发起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短短两年时间，就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刮起了一股保皇旋风。当时海外华人共五六百万人，遍及五大洲二百余埠的保皇会成员竟多达百万余人，如此大规模的世界性华人统一组织，哪怕在华侨史上，也属第一次。可见康有为的活动能量之大，并非某些人想象的呆子型书生，而是一位善于利用广泛资源创造神奇的人物。此后的庚子勤王，创办学校、报刊与实业，与同在海外活动的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针锋相对，便是在“皇上一复辟，可立行变法自强，立与民权议政，立与国民自由自主”的信念下展开，他坚信“圣主必复，中国必全，幸福必至”。
在流亡海外的十六年时间里，康有为环球三周，四渡太平洋，九越大西洋，八过印度洋，还在北冰洋呆了一个星期，游历四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对此，他以相当自豪的口吻说道：“若我这游踪者，殆未有焉。”又说“足迹已遍天下，觉大地无可游者”。就现有资料而言，这样的游历与行程，的确创造了“国人第一”的奇迹。当然，他的这种游历，并非单纯的游山玩水，而是考察各国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等，“比较中西”，以作未来发展之借鉴。
1908年，光绪帝驾崩，正在南洋的康有为闻讯，有如五雷轰顶，当即发起各种致哀悼念活动，并为光绪服丧百日，然后才剃发除去丧服。
尽管光绪已死，复辟无望，但康有为还是坚持唯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继续维护清朝统治。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权覆亡，皇帝被推翻了，君主没有了，康有为仍一意孤行地不改初衷，坚持保留君主名号，造出一个“虚君共和”的新名词，以代替过去的“君主立宪”。他认为虚君的人选有二，一为宣统皇帝溥仪，另一位就是孔子的后裔衍圣公。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康有为在张勋复辟的丑剧中扮演了一个不甚光彩的角色——请出已经退位宣统溥仪，恢复大清国号，改1917年为宣统九年，废除民国刑律，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尽管康有为在复辟王朝中不获重用，仅戴了个弼德院副院长头衔，但他以“文圣”自诩，建言献策，草拟了一大堆有关尊孔教、复读经、除满汉、表忠烈、续世爵、复绅士、改新律、起遗老之类的诏书。结果闹剧只演了十二天，就在讨逆军的枪炮声中匆匆收场，康有为不得不逃进位于东交民巷的美国使馆寻求保护。
正如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差，圣人与小丑、圣人与罪人其实也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说戊戌维新受挫，康有为的出逃尚有一种激荡人心的悲壮刚烈之感，那么于张勋复辟闹剧草草收场中的溜之大吉，则显得十分滑稽可笑。
同样的失败逃命，前者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后者则属典型的逆历史潮流而动。国人虽然习惯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他们早就愤恨于这种迫不得已的苟且偷生。“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封建帝制一旦被推翻，要想回到变态的过去，民众肯定不会答应。表面上看，都是尽心尽力地辅助皇帝，但时间有先后，性质便判然有别，前者为英雄，后者不过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了一回丑角。
逆历史潮流而行，就连得意门生梁启超也不得不站出来反对他，康有为自然是气得半死。于是师生失和，分道扬镳，相得益彰的“康梁”并称，在一段时间内变成了互为政敌的“康梁”反目。
康有为的固步自封、顽冥不化，固然与其个性因素密切相关，比如性格怪异、好走极端、过于自尊、不肯认错等等；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他的一种政见与认识。
变法失败，康有为肯定有过一番深刻的反思，他晚年曾忏悔道：“追思戌戊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程度未至而超越为之，犹小儿未能行而学踰墙飞瓦也。”作为冷静的旁观者，西人李提摩太说维新变法“败于激烈，过于急进”；赫德说维新派“不顾中国的吸收力量，三个月内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够中国九年消化”。他们的评说无疑有着一定的道理。如果维新变法都有过速之嫌，那么以中国的专制之深厚，民智之低下，民风之未开，革命是否更加急进激烈？于国人而言，民主、共和是否过于“铺张奢侈”？其实，就维新变法以来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情形而言，只要我们稍稍持平、客观一些，就会觉得，保守的君主立宪制于古老的中国，实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就难怪民初有着较为广泛的“市场”了。
康有为成立保皇会，在海外刮起保皇旋风，是因为报答光绪的知遇之恩，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那么光绪死后，他仍不遗余力地鼓吹君主共和，则属理性的政治认识了。他一生最恨者两人，慈禧太后与袁世凯。可当清廷在慈禧的主持下宣布预备立宪时，康有为不禁“大喜欲狂”，将过去大骂的“逆后”一词，改为“西后”、“太后”乃至“圣母”。袁世凯出卖维新人士，康有为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一有机会，就对他大加攻击。但当辛亥革命革命爆发后，为使事情的发展纳入君主立宪的轨道，康有为等人调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