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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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使我受到安慰的，是荣源凭着他的阅历做出的一番分析。
“这是一所军事监狱，”他摸着窗栏说，“全是穿军装的，没有错。不像马上……出危险，不然何必发牙刷、毛巾呢。刚才检查的时候，留下了金银财物，给了存条，这也不像是对……，这是对待普遍犯人的。再说伙食也不错。”
“伙食不错，别是什么催命宴吧？”侄子小固毫无顾忌地说。
“不，那种饭有酒，可是这里并没有酒。”他很有把握地说，“我们看下顿，如果下顿仍是这么好，就不是了。没听说连吃几顿那个的。”
第二天，我开始有点相信岳父的话了，倒不是因为伙食和昨天不相上下，而是因为军医们给我们进行了身体检查。检查非常仔细，连过去生过什么病，平常吃什么、忌什么都问到了。同时还发了新的黑裤褂和白内衣，令人更惊异的是还给了纸烟。显然，这不像是对待死囚的。
过不多天，一个粗短身材、年在四十上下的人走进我们的屋子。他问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在苏联都看过什么书，这几夜睡的好不好。听了我们的回答之后，他点点头，说：“好，马上就发给你们书籍、报纸，你们好好学习吧。”几个钟头之后，我们便收到了书籍、报纸，还有各类的棋和纸牌。从这天起，我们每天听两次广播，广播器就设在甬道里，一次是新闻，一次是音乐或戏曲节目。除此之外，每天下午还有一个半小时的院中散步。就在第一次外出散步时，侄子小固打听出这个叫我们“好好学习”的人是这个战犯管理所的所长。
给我们送书来的那人姓李，后来知道是位科长。
那时我们除了对所长之外，管所方人员一律叫“先生”（因为那时不知道别的称呼）。这位李先生给我拿来了三本书——《新民主主义论》、《中国近百年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他说现在书还不够，大家可以轮流看，或者一人念大家听。这些书里有许多名词，我们感到很新鲜，然而更新鲜的则是叫我们这伙犯人念书。
对这些书最先发生兴趣的是小固，他看的比谁都快，而且立刻提出了疑难问题要别人解答。别人答不上来，他就去找管理所的人问。荣源讥笑了他，说：“你别以为这是学校，这可是监狱。”小固说：“所长不是说要我们学习吗？”荣源说：“学习，也是监狱。昨天放风时我听人说，这地方从前就是监狱。从前是，现在有书有报还是。”溥杰跟着说，日本监狱据说也给书看，不过还没听说过中国有这么“文明的监狱”。荣源仍是摇头晃脑地说：“监狱就是监狱，文明也是监狱。学那行子，还不如念念佛。”小固要和他争辩，他索兴闭上眼低声念起佛来。
这天我们从院子里散步回来，小固传播了刚听来的一条新闻：前伪满总务厅次长老谷拿一块表送给看守员（这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职务名称，我们当面称先生，背后叫“管人的”），结果挨了一顿训。这条新闻引起了几个年轻人的议论。小秀说，上次洗澡的热水，并不是热水管子里的；锅炉还没修好，那水是“管人的”先生们用水桶一担一担挑来的。“给犯人挑水，还没听说过。”小瑞也认为这里“管人的”跟传说中的“狱卒”不同，不骂人。不打人。荣源这时正为吃晚饭做准备月捻完“往生神咒”，冷笑了一下，低声说：
“你们年轻人太没阅历，大惊小怪！那送表的一定送的不是时候，叫别人看见了，当人面他怎么能要？不打、不骂，你就当他心里跟咱没仇？瞧着吧，受罪在后头！”
“挑水又怎么说？”小固顶撞地说，“给咱挑水洗澡，就是叫咱受罪？”
“不管怎么说，”荣源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共产党，不会喜欢咱这种人！”
说着，他摸了一阵口袋，忽然懊恼地说：“我把烟忘在外边窗台上了。真可惜，从沈阳带回来的只剩这一包了。”他不情愿地打开一包所里发给的低级烟，还嘟囔着，“这里‘管人的’大都吸烟，我那包算白送礼了！”
真像戏里所说的，“无巧不成书”，他的话刚说完，房门被人拉开了，一个姓王的看守员手里举着一样东西问道：“这屋里有人丢了烟没有？”大家看得清楚，他手里的东西正是荣源那包沈阳烟。
荣源接过了烟，连声地说：“谢谢王先生，谢谢王先生！”听看守员的脚步声远了，小固先禁不住笑起来，问他刚才念的是什么咒，怎么一念就把烟给念回来了。荣源点上了烟，默默地喷了一阵，恍然大悟似地拍了一下大腿：
“这些‘管人的’准是专门挑选来的！为了跟咱们斗心眼儿，自然要挑些文明点儿的！”
小固不笑了，溥杰连忙点头，另外两个侄子也被荣源的“阅历”镇住了。我和溥杰一样，完全同意荣源的解释。
过了不多天，发生了一件事，使荣源的解释大为逊色。这天我们从院子里散步回来，溥杰一面急急忙忙地找报纸，一面兴奋地说，他刚听见别的屋子里的人都在议论今天报上登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使他们猜透了新中国叫我们学习的意思。大家一听，都拥到了他身边，看他找的是什么文章。文章找着了，我忘了那文章的题目，只记得当溥杰念到其中新中国迫切需要各项人材，必须大量培养、大胆提拔干部的一段时，除了荣源之外，所有的脑袋都挤到了报纸上面。据溥杰听到别的屋子里的人判断，政府让我们学习，给我们优待，就是由于新国家缺少人材，要使用我们这些人。今天想起来，这个判断要多可笑有多可笑，可是在当时它确实是多数人的想法。在我们这间屋子里，尽管荣源表示了怀疑，其他人却越想越觉着像是这么回事。
我记得从那天起，屋里有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大家都认真地学习起来。从前，除了小固之外，别人对那些充满新名词的小册子都不感兴趣，每天半天的读书，主要是为了给甬道里的看守人员看。现在，不管看守人员在不在，学习都在进行着。那时还没有所方于部给讲解，所谓学习也只不过是抠抠名词而已。当然，荣源仍旧不参加，在别人学习的时候，他闭着眼念他的经。
这种盲目的乐观，并没有持续多久，当所方宣布调整住屋，把我和家族分开时，它就像昙花一现似地消失了。
三、我离开了家族
为什么把我和家族分开？我到很晚才明白过来，这在我的改造中，实在是个极其重要的步骤，可是在当时，我却把这看做是共产党跟我势不两立的举动。我认为这是要向我的家族调查我过去的行为，以便对我进行审判。
我被捕之后，在苏联一贯把自己的叛国行为说成是迫不得已的，是在暴力强压之下进行的。我把跟土肥原的会谈改编成武力绑架，我把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行为和后来种种谄媚民族敌人的举动全部掩盖起来。知道底细的家族成员们一律帮我隐瞒真相，哄弄苏联人。现在回到了中国，我更需要他们为我保密，我必须把他们看管好，免得他们失言，说出不该说的话来。特别是小秀，更需加意防范。
到抚顺的第一天，我就发现小秀因为火车上的那点“眶毗之仇”，态度有些异样。那天我进了监房不久，忽然觉着有什么东西在脖子上爬，忙叫小秀给我看看。要是在以往，他早就过来了，可是那天他却装作没听见，一动不动。不但如此，后来小瑞过来，从我脖子后头找到一个小毛虫，扔在地上，小秀在旁边还哼了一声：“现在还放生，放了生叫它害别人！”我听了，浑身都觉着不是劲。
过了几天，小瑞给我整理被褥，我叫他把被子抖一抖。这个举动很不得人心，把屋里抖得雾气腾腾。溥杰鼓着嘴，躲到一边去了，小固捂着鼻子对小瑞说：“行行好吧。呛死人啦！”小秀则一把抓过被子，扔到铺上说：“这屋子里不只你们住着，别人也住着！为了你们就不顾别人，那可不行。”我沉下了脸，问道：“什么你们我们？你还懂规矩吗？”他不回答我，一扭头坐在桌子旁，闷着头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噘着嘴使劲在纸上画，想看看他画什么，不料刚走过去，他拿起纸来就扯了。恍惚之间，我看到了一行字：“咱们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