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61章

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分，完全不容我再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眼光来对待他。陈宝琛所担心的——怕罗和上角不能代表关东军，怕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两个问题，我认为更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个关东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又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
我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也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我问道：
“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不，”我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他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
“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帝国，我就去！”
“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
他像来时那样恭敬地向我祝贺一路平安，行了礼，就告辞了。土肥原走后，我接见了和土肥原一齐来的金梁，他带来了以袁金铠为首的东北遗老们的消息，说他们可以号召东北军旧部归服。总之，我认为完全没问题了。
土肥原去后，吉田告诉我，不必把这件事告诉总领事馆；关于动身去大连的事，自有他给我妥善安排。我也决定，除了郑孝胥之外，我再不找别人商量。
但是，这样的事是任何人都瞒不住的。这回消息比上次我去日本兵营传得还快，第二天报上就登出了土肥原和我见面的新闻，而且揭露出了土肥原此行的目的。陈宝琛那几天本来不在天津，得到了消息，匆忙从北京跑回来了。一下火车直奔郑孝胥家，打探消息。然后又奔向“静园”。这时正好刘骧业从日本东京发来一封电报，说日本军部方面认为我出山的时机仍然未至。看了这个电报，我不得不把会见土肥原的情形告诉了他，并且答应即刻和大伙再商量一下。
这天是十一月五日，“静园”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御前会议”。记得被我召来的除陈宝琛、郑孝胥、胡嗣瑗之外，还有在天津当寓公的袁大化和铁良（升允是刚刚去世，否则也会有他一个）。在这次会议上，别人几乎没有说话，只有陈宝琛和郑孝胥两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辩论的激烈，最后竟发展到“伤尊害礼”的地步。
“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陈宝琛瞅着郑孝胥说。
“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的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郑孝胥瞅着陈宝琛说。
“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上头三思而定。”
“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孝胥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我说的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
“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上头于何地？”
“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上头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上头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宗列祖？”
“照你意见，一辈子等下去。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在郑孝胥的飞溅的唾星下，陈宝琛脸色苍白，颤巍巍地扶着桌子，尽力让上身接近对面的秃头顶，冷笑道：
“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一言不发的袁大化，低头无话的铁良，以及由于身分够不上说话，只能在旁喘粗气的胡嗣瑗，觉着不能再沉默，于是出来打圆场。袁大化说些“从长计议”的话，意思透出是支持陈宝琛的，铁良嘟囔了几句，连意见都听不清楚。胡嗣瑗是想支持陈宝琛，可是说不明白。我在会上没有表示态度，但心里认为陈宝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表示自己的想法，不透露自己的意图。对身边人如此，对社会上更要如此。在这里我要插叙一下，大约是土肥原会见后两三天，我接见高友唐的一段事。
那几天要求见我的人非常多，我认为全部加以拒绝的办法，只能证实报纸上的推测，那是对我更不利的，尤其是这个高友唐更不能不见。他以前也是张园的客人，张园把他看做遗老，因为他是清朝仕学馆出身，做过清朝的官，后来办过几种报纸，这时是国民党的监察院委员。他曾自动为我向南京要求过“岁费”（没有结果），我想他可能透点什么消息给我，所以接见了他。没想到他是给蒋介石来做说客。他说国民党政府给他来了电报，叫他转达，希望我不要到东北和日本人搅在一起，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我一笔整数也可以，请我提出数目。至于我住的地方，希望我到上海，或者出洋到外国也可以，或者由我提出除了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气上来了。我冷笑说：
“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渎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来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儿去，你还是个大清的旧臣，也不必替他们说话！”
高友唐不理睬我的挖苦，而且还很愿意用遗老身分，以完全为我设想的口气，说国民政府蒋总司令的条件对我是有利的，并且说：如果我不相信这些条件，可以由外国银行作担保。对民国过去一向不讲信用，他也表示不满意，他说：“不过如果外国人作保，蒋介石这回是绝不敢骗人的。”他甚至颇似懂我心理地说，恢复优待条件，当然帝号也要恢复，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
我对他的话并不相信。我早听说蒋介石的手腕厉害，又听说他为了和英美拉拢而娶宋美龄，连他的发妻都不要了，根本不讲信义。我认为这人专欺软怕硬，因为他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能答应，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就算他说的都算数，他给了我一个空帝号，又哪比得上土肥原答应的真皇帝呢？他能给我的款子，又怎么比得上整个的东北呢？蒋介石再对我好，他能把江山让给我吗？想到这里，我就不打算再跟高友唐说下去了。
“好吧，你的话我都知道了，这次谈话可以告一段落。”
高友唐看我沉思之后说了这么一句，却误认为事情有希望，连忙说：“好，好，您再想想，等过几天我再来。”
“嗯，再来吧。”
他满怀希望地走了。后来我听说他在北京向我七叔活动之后再回来，正好遇上“天津事变”，日租界戒严，他被截在租界外边，等他设法进了日租界，我已经不在静园了。
那两天里陆陆续续还来了些探听消息的或提出忠告的人，那些天我也收到了不少的来信。人们对我有忠告也有警告，甚至也有姓爱新觉罗的我所不知道的本家，劝我不要认贼作父，wrshǚ。сōm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我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我决定对外绝不说真心话。有个天津小报的记者，叫刘髯公的，也是张园和静园常来的客人，常在他的报上写文章恭维我，他这时也跑来打听我有没有要出关的意思。我极力地否认了，他于是在报上又替我尽辟谣的义务，正是在同一天，报上登出了这段新闻，我登上了去营口的日本轮船。
不用说，对于高友唐的活动，“静园”陈宝琛这一派人的反对，社会上给我的各种忠告，等等，土肥原是全掌握了情况，作出了估计。否则的话，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又使用上最后的“道具”——就是在陈宝琛对郑孝胥大发雷霆的次日出现的特殊礼物。
那天我正在唾星喷射之下听着“进讲”：
“勿失友邦之热心，勿拒国人之欢心……此乃英雄事业，绝非书生文士所能理解……”
“不好了！”我的“随侍”祁继忠慌慌张张进来说，“炸弹！两个炸弹！”
我吓得从沙发上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在混乱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品，附着一张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欣伯的名片。来人放下了礼品就扬长而去。祁继忠按例检视了礼品，竟在水果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