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36章

越点越少，而且给遗老们增辟了各种生财之道，罗振玉的散氏盘、毛公鼎的古铜器拓片，佟济煦的珂罗版的宫中藏画集都卖了大价钱，轰动了中外。顶伤脑筋的是，民国的内务部突然颁布了“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这是专门针对清宫贩卖古物出口而定的。
不久，郑孝胥的开源之策——想把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遭到当局的阻止，全部在火车站被扣下了。
我父亲出面了。他婉婉转转地，更加结结巴巴地劝我说，郑孝胥的办法值得斟酌，如果连民国当局也不满意，以后可就更不好办了。
我心里发生了动摇，但是仍然没有改变原来的决心。
原来的那些内务府大臣这时倒不出面，绍英、耆龄、宝熙，还是那么恭顺，没有说出新参加内务府的郑、金、荣三人一句不好的话。不过荣源因为卖册宝出了事，不露头了，金梁因为上的条陈里有劝我让醇亲王退休的话，被我父亲大骂一顿，也不知哪里去了。
又过了几天，被我认为胆小怕事的绍英，带着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出现在我面前，说现在的步军统领王怀庆对郑孝胥的做法很不满意，王怀庆说如果再叫郑孝胥闹下去，民国如果有什么举动，他也再没办法帮我的忙。一听这话，我才真怵了头。这时，郑孝胥“恳请开去差事”的奏折也到了。结果是，郑孝胥回到“懋勤殿行走”，绍英依然又掌管了内务府印钥。
十、紫禁城的末日
我承认了这次整顿内务府的失败，并不等于说我就此要“停车”。车我是不想停的，至多不过多拐几个弯儿。我自从上了车，就不断有人给我加油打气，或者指点路标方向。
前面我已说过，遗老们向我密陈恢复“大计”的事，那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我在婚后不久就发现，像那样想为我效力的人，可以说到处都有，例如康有为和他的徒弟徐勤、徐良两父子，在全国各省以及海外到处活动着，他们组织了一个“中华帝国宪政党”，据徐勤——广东的富商、天津中原公司的经理的奏折中说，这个党在海外拥有十万党员和五家报纸。康有为在民国十六年去世后，徐氏父子仍继续活动着。根据现在手头的材料，我还记得起来的有这几件事：在我出宫前两年，徐良写信给庄士敦说，他要到广西找军阀林俊廷去活动，过不久又来信说，广西的三派军人首领陆荣廷、林俊廷和沈鸿英“三人皆与我党同宗旨，他日有事必可相助对待反对党也”。民国十三年我出宫后，接收清宫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养心殿搜出了康有为和徐良给庄士敦的信共两封，连同金梁的条陈和江亢虎请觐见的信都发表了出来，但当时却没发表这一封，也没发表康有为向吴佩孚进行活动的往来信。民国十三年的春节后，康有为曾给庄士敦写信说：“经年奔走，至除夕乃归，幸所至游说，皆能见听，亦由各方厌乱，人有同心。”据他说陕西、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贵州、云南全都说好了，或者到时一说就行。他最寄以希望的是吴佩孚，说“洛（指吴，吴当时在洛阳）忠于孟德（指曹锟），然闻已重病，如一有它，则传电可以旋转”。又说湖北省曾耀南说过“一电可来”的话，到他生日，“可一赏之”。现在看起来康有为信中说了不少梦话，后来更成了没有实效的招摇行径，但当时我和庄士敦对他的话都没有怀疑，大为欢欣鼓舞，并按康有为的指点送寿礼、赏福寿字。我开始自己决定安排赏赐了，也就是说在指点之下，我开始懂得为自己的“理想”去动用财富了。
同样的例子还有“慈善捐款”。这是由哪位师傅的指点，不记得了，但动机是很清楚的，因为我这时懂得了社会舆论的价值。那时在北京报纸的社会版上，差不多天天有“宣统帝施助善款待领”的消息。我的“施助”活动大致是两种，一种是根据报纸登载的贫民消息，把款送到报社请他们代发，三五元不等，另一种是派人直接送到贫户家里。无论哪一种做法，过一两天报上总有这样新闻：“本报前登某某求助一事，荷清帝遣人送去×元……”既表彰了我，又宣传了“本报”的作用。为了后者，几乎无报不登吸引我注意的贫民消息，我也乐得让每种都给我做宣传。以至有的报居然登出这样文章来：
时事小言皇恩浩荡
皇恩浩荡，乃君主时恭维皇帝的一句普通话，不意改建民国后，又闻有皇恩浩荡之声浪也。今岁入冬以来，京师贫民日众，凡经本报披露者，皆得有清帝之助款，贫民取款时，无不口诉皇恩之浩荡也。即本报代为介绍，同人帮同忙碌，然尽报纸之天职，一方替贫民之呼吁，一方代清帝之布恩，同人等亦无不欣欣然而云皇恩浩荡也。或曰清帝退位深宫，坐拥巨款，既无若何消耗，只好救济贫民，此不足为奇也。惟民国之政客军阀无不坐拥巨款，而并不见有一救济慈善者，于此更可见宣统帝之皇恩浩荡也。《平报》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作者：秋隐。像这样的文章，对我的价值自然比十块八块的助款大得太多了。
我付出最大的一笔赈款，是对民国十二年九月的日本“震灾”。那次日本地震的损失惊动了世界，我也出于同样的动机，想让全世界知道“宣统帝”的“善心”，决定拿出一笔巨款助赈。我的陈师傅看得比我更远，他在称赞了“皇恩浩荡，天心仁慈”之后，告诉我说：“此举之影响，必不仅此。”后来因为现款困难，送去了据估价在美金三十万元上下的古玩字画珍宝，日本芳泽公使陪同日本国会代表团来向我致谢时，宫中出现的兴奋气氛，竟和“大婚”中外国使节来观礼时相像。我这才明白了陈师傅的意思。经过他这一指点和日本代表团的殷勤致谢，我又开了一个窍。
在这个时期，我的生活的另一面，充满了更多的荒唐，也干了不少自相矛盾的事。比如我在整顿内务府，怪他们开支太大的同时，自己的挥霍却是无度的。买一颗钻石要三万元，毫不觉得贵，从外国买了洋狗来，狗生了病请兽医，比给人治病用的钱还多。北京警察学校有位姓钱的兽医，大概看准了我的性格，极力巴结，给我写了好几个关于养狗知识的“奏折”，就得到了绿玉手串、金戒指、鼻烟壶等十件珍品的赏赐。我有时从报上看见什么新鲜玩意儿，如四岁孩子能读《孟子》，某人发现一颗异样蜘蛛，就会叫进宫里看看，当然也要赏钱。不知怎么的，我一下子喜欢上了石头子儿，就有人成车地购买了各式各样的石头子儿送来。自然又得到我不少的赏赐。
我一边向内务府大叫要裁人，也确实裁了，内务府各司处从七百裁到三百人，“御膳房”的二百厨师全部遣散。但是剩下的，单以新建的膳房来说，还有两个，一是我平日用的，用着三十七个人，其中包括以一名员外郎为首的八名员司和两个“写字人”，每月菜钱开支七百多元，另一个是给我做西餐的“番菜膳房”，人数已忘记，但知道每月要开支六百多元，而我并不是每天都叫他做菜吃的。
关于我的每年开支数目，据我婚前一年（即民国十年）内务府给我编造的那个被缩小了数字的材料，不算我的吃穿用度，更不算内务府各处司的开销，只算内务府“交进”和我与太妃们在内务府支出的“恩赏”和“临时差务”，这三项共计年支八十七万零五百九十七两。
这种昏天黑地、不知东方之既白的生活，一直到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把我驱逐出紫禁城，才起了变化，而我的“车”也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障碍了。
这年九月由朝阳之战开始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的直军起初尚处于优势，十月间，吴部正向山海关的张作霖的奉军发动总攻之际，吴部的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发出和平通电，在冯、张的合作之下，吴佩孚山海关前线军队一败涂地，吴佩孚自己逃回洛阳。后来吴在河南也没站住脚，又带着残兵败将逃到岳州，直到两年后和孙传芳联合，才又回来，不过这已是后话。吴军在山海关败绩消息还未到，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已经把贿选总统曹锟软禁了起来，接着解散了“猪仔国会”，颜惠庆的内阁宣告辞职，国民军支持黄郛组成了摄政内阁。
政变消息刚传到宫里来，我立刻就觉出了情形不对了，因为紫禁城的内城守卫队被国民军缴械，调出了北京城，国民军接替了他们的营地，神武门换上了国民军的岗哨。我在御花园里用望远镜观察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