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19章

大清而统治天下的新贵们的身上的。第一个被寄托这样幻想的人，正是引起紫禁城愤愤之声的袁世凯大总统。
照我的理解，这种幻想是从袁世凯为隆裕治丧开始的。在那些日子里，宫中气氛变化如此剧烈，以至连我这八岁的孩子也很诧异。太后在世时，宫里总是阴阴郁郁的，没有人笑，好像祸事随时会降临的样子。那时我还没搬到养心殿，住在太后的长春宫，我每天给太后请安时，常看见她在擦眼泪。有一次，我在西二长街散步，看见成群的太监在搬动体元殿的自鸣钟和大瓶之类的陈设。张谦和愁眉苦脸地念叨着：
“这是太后叫往颐和园搬的。到了颐和园还不知怎么样呢？那后山就像紧挨着梁山泊一样啦……”
太监逃亡的事经常发生。因为太监们纷纷传说，到了颐和园之后，大伙全都活不成。张谦和成天地念叨这些事，每念叨一遍，必然又安慰我说：“万岁爷到哪儿，奴才跟哪儿保驾，决不像那些胆小鬼！”我还记得，那些天早晨，他在我的“龙床”旁替我念书的声音，也是有气无力的了。
民国二年的新年，气氛开始有了变化。阳历除夕这天，陈师傅在毓庆宫里落了座，一反常态，不去拿朱笔圈书，却微笑着瞅了我一会儿，然后说：
“明天阳历元旦，民国要来人给皇上拜年。是他们那个大总统派来的。”
这是不是他第一次向我进行政务指导，我不记得了，他那少有的得意之色，大概是我第一次的发现。他告诉我，这次接见民国礼官，采用的是召见外臣之礼，我用不着说话，到时候有内务府大臣绍英照料一切，我只要坐在龙书案后头看着便是。
到了元旦这天，我被打扮了一下，穿上金龙袍褂，戴上珠顶冠，挂上朝珠，稳坐在乾清宫的宝座上，两侧立着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和带刀的御前侍卫们。总统派来的礼官是朱启钤，他走进殿门，先遥遥地向我鞠了一个躬，然后向前几步立定，再鞠一躬，走到我的宝座台前，又深深地鞠了第三躬，然后向我致贺词。贺毕，绍英走上台，在我面前跪下，我从面前龙书案上的黄绢封面的木匣子里取出答辞交他，他站起身来向朱启钤念了一遍，念完了又交还给我，朱启钤这时再鞠躬，后退，出殿，于是礼成。
第二天早晨，气氛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我的床帐子外边张谦和的书声琅琅，其次是在毓庆宫里，陈师傅微笑着捻着那乱成一团的白胡须，摇头晃脑地说：
“优待条件，载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连他总统也不能等闲视之！”
过了新年不久，临到我的生日，阴历正月十三（我的生日本是正月十四，因为与道光皇帝忌辰同日，所以改成这天）。大总统袁世凯又派来礼官向我祝贺如仪。经过袁世凯这样连续的捧场，民国元年间一度销声匿迹的王公大臣们，又穿上了蟒袍补褂、红顶花翎，甚至于连顶马开路、从骑簇拥的仗列也有恢复起来的。神武门前和紫禁城中一时熙熙攘攘。在民国元年，这些人到紫禁城来大多数是穿着便衣，进城再换上朝服袍褂，从民国二年起，又敢于翎翎顶顶、袍袍褂褂地走在大街上了。
完全恢复了旧日城中繁荣气象的，是隆裕的寿日和丧日那些天。隆裕寿日在3月15日，过了七天她就去世了。在寿日那天，袁世凯派了秘书长梁士诒前来致贺，国书上赫然写着：“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致书大清隆裕皇太后陛下”。梁士诒走后，国务卿赵秉钧率领了全体国务员来行礼。隆裕去世后，袁世凯的举动更加动人：他亲自在袖上缠了黑纱，并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员服丧27天，并且派出了全体国务员前来致祭。接着，在太和殿举行了所谓国民哀悼大会，由参议长吴景濂主祭；军界举行所谓全国陆军哀悼大会，领衔的是袁的另一心腹，上将军段祺瑞。在紫禁城内，在太监干嚎的举哀声中，清朝玄色袍褂和民国的西式大礼服并肩进出，被赏穿孝服百日的亲贵们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色。最让他们感到希望的是徐世昌也从青岛赶到，接受了清室赏戴的双眼花翎。这位清室太傅在颁布退位后，拖着一根辫子到德国人盘踞的青岛当寓公，起了一个双关含义的别号“东海”。他在北京出现的意义，在第三节里我就要谈到。
图13中坐者为隆裕太后（1868—1913）
隆裕的丧事未办完，南方发起了讨袁运动，即所谓的“二次革命”。不多天，这次战争以袁世凯的胜利而告终。接着，袁世凯用军警包围国会，强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这时他给我写了一个报告：大清皇帝陛下：中华民国大总统谨致书大清皇帝陛下：前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大清隆裕皇太后懿旨，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旋经国民公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受任以来，两稔于兹，深虞险越。今幸内乱已平，大局安定，于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六日经国民公举为正式大总统。国权实行统一，友邦皆已承认，于是年十月十日受任，凡我五族人民皆有进于文明、跻于太平之希望。此皆仰荷大清隆裕皇太后暨大清皇帝天下为公，唐虞揖让之盛轨，乃克臻此。我五族人民感戴兹德，如日月之照临，山河之涵育，久而弥昭，远而弥挚。维有董督国民，聿新治化，恪守优待条件，使民国巩固，五族协和，庶有以慰大清隆裕皇太后在天之灵。用特报告，并祝万福。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十九日
袁世凯由于这一连串的新闻，遗老中间便起了多种议论。
“袁世凯究竟是不是曹操？”
“项城当年和徐、冯、段说过，对民军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徐、冯、段才答应办共和。也许这就是智取？”
“我早说过，那个优待条件里的辞位的辞字有意思。为什么不用退位、逊位，袁宫保单要写成个辞位呢？辞者，暂别之谓也。”
“大总统常说‘办共和’办得怎样。既然是办，就是试行的意思。”
不管怎样猜测，遗老们有不少人反正是越来越兴奋了。这年冬天，光绪和隆裕奉安的时候，梁格庄的灵棚里演出了一幕活剧。主演者是那位最善表情的梁鼎芬，那时他还未到宫中当我的师傅，配角是另一位自命孤臣的劳乃宣，是宣统三年的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学部副大臣，辛亥后曾躲到青岛，在德国人专为收藏这流人物而设的“尊孔文社”主持社事。在这出戏里被当做小丑来捉弄的是前清朝山东巡抚、袁政府里的国务员孙宝琦，这时他刚当上外交总长（孙宝琦的父亲孙诒经被遗老们视为同光时代的名臣之一）。那一天，这一批国务员由赵秉钧率领前来，在致祭前赵秉钧先脱下大礼服，换上清朝素袍褂，行了三跪九叩的礼。这又给孤臣孽子梁鼎芬认出了气候。也不知怎么回事，在那些没带清朝袍褂来的国务员之中，叫他一眼看中了孙宝琦。他直奔这位穿大礼服的国务员的面前，指着鼻子问：
“你是谁？你是哪国人？”
孙宝琦给这位老朋友问怔住了，旁边的人也都转过头来向这边。梁鼎芬故意提高嗓门地说：
“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
“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劳乃宣跟了过来。他俩一唱一和，引过来一大群人，把这三个人围在中心。孙宝琦面无人色，低下头连忙说：
“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梁师傅后来给我描述得有声有色。这个故事和后来的“结庐守松”和“凛然退刺客”，是他一生最为得意的事迹，和我讲了不知多少次，而且越讲情节越完整，越富于传奇性。
到民国三年，就有人称这年为复辟年了。孤臣孽子感到兴奋的事情越来越多。袁世凯祀孔，采用三卿士大夫的官秩，设立清史馆，擢用前清旧臣，等等举动，令人眼花缭乱。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被任为清史馆馆长，被陈师傅等人视为贰臣，他自己却自言自语地宣称道：“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当局也不以为怪。于是那位给梁鼎芬在梁格庄配戏的劳乃宣在青岛写出正续《共和解》，公然宣传应该“还政于清”，还写信给徐世昌，请他劝说袁世凯。这时清室太保徐世昌同时又成了民国政府的国务卿。徐把劳的文章给袁看了，袁叫人带信给劳乃宣，请他到北京做参议。这样一来，又有了一位前清京师大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