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12章

瑨贵妃 2857　7
合计3150 7474
我这一家六口，总计一个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八十八只鸡鸭，其中八百一十斤肉和二百四十只鸡鸭是我这五岁孩子用的。此外，宫中每天还有大批为这六口之家效劳的军机大臣、御前侍卫、师傅、翰林、画师、勾字匠、有身份的太监，以及每天来祭神的萨满等等，也各有分例。连我们六口之家共吃猪肉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二斤，合计用银二千三百四十二两七钱二分。除此之外，每日还要添菜，添的比分例还要多得多。这个月添的肉是三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猪油八百十四斤，鸡鸭四千七百八十六只，连什么鱼虾蛋品，用银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一两七分，加上杂费支出三百四十八两，连同分例一共是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两一钱九分。显而易见，这些银子除了贪污中饱之外，差不多全为了表示帝王之尊而糟蹋了。这还不算一年到头不断的点心、果品、糖食、饮料这些消耗。
饭菜是大量的做而不吃，衣服则是大量的做而不穿。这方面我记得的不多，只知道后妃有分例，皇帝却毫无限制，而且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我手头有一份改用银元以后的报账单子，没有记明年代，题为“十月初六日至十一月初五日承做上用衣服用过物料复实价目”，据这个单子所载，这个月给我做了：皮袄十一件，皮袍褂六件，皮紧身二件，棉衣裤和紧身三十件。不算正式工料，仅贴边。兜布、子母扣和线这些小零碎，就开支了银元二千一百三十七元六角三分三厘五毫。
至于后妃们的分例，也是相当可观的。在我结婚后的一本账上，有后妃们每年使用衣料的定例，现在把它统计如下：
后妃名“皇后”“淑妃”四位太妃　合计
各种缎　29匹1592136匹
各种绸　40匹　1 108169匹
各种纱　16匹　560　81匹
各种绫 8匹　528　41匹
各种布　60匹30 144 234匹
绒和线　16斤　876 100斤
棉花40斤20 120 180斤
金线20绺1076 106绺
貂皮90张30 280400张
我更换衣服，也有明文规定，由“四执事库”太监负责为我取换。单单一项平常穿的袍褂，一年要照单子更换二十八种，从正月十九的青白嵌皮袍褂，换到十一月初一的貂皮褂。至于节日大典，服饰之复杂就更不用说了。
既然有这些穷奢极侈的排场，就要有一套相应的机构和人马。给皇帝管家的是内务府，它统辖着广储、都虞、掌礼、会计。庆丰、慎刑、营造等七个司（每司各有一套库房、作坊等单位，如广储司有银、皮、瓷、缎、衣、茶等六个库）和宫内四十八个处。据宣统元年秋季《爵秩全览》所载，内务府官员共计一千零二十三人（不算禁卫军、太监和苏拉①），民国初年曾减到六百多人，到我离开那里，还有三百多人。机构之大，用人之多，一般人还可以想象，其差使之无聊，就不大为人所知了。举个例子说，四十八处之一的如意馆，是专伺候帝后妃们画画写字的，如果太后想画个什么东西，就由如意馆的人员先给她描出稿子，然后由她着色题词。写大字匾额则是由懋勤殿的勾字匠描出稿，或南书房翰林代笔。什么太后御笔或御制之宝，在清代末季大都是这样产生的。
①苏拉，执役人的满语称呼。清时内延苏拉隶属于太监。内务府、军机处皆有之。雍和官的执役喇嘛，称苏拉喇嘛。
除了这些排场之外，周围的建筑和宫殿陈设也对我起着教育作用。黄琉璃瓦惟有帝王才能使用，这不用说了，建筑的高度也是帝王特有的，这让我从小就确认，不但地面上的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连头上的一块天空也不属于任何别人。每一件陈设品都是我的直观教材。据说乾隆皇帝曾经这样规定过：宫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为了让这句话变成事实，他拿了几根草放在宫中的案几上，叫人每天检查一次，少一根都不行，这叫做“寸草为标”。我在宫里十几年间，这东西一直摆在养心殿里，是一个景泰蓝的小罐，里面盛着三十六根一寸长的干草棍。这堆小干草棍儿曾引起我对那位祖先的无限崇敬，也曾引起我对辛亥革命的无限忿慨。但是我并没想到，乾隆留下的干草棍虽然一根不曾短少，而乾隆留下的长满青草的土地，被儿孙们送给“与国”的，却要以成千方里计。
帝王生活所造成的浪费，已无法准确统计。据内务府编的材料，《宣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记载：民国四年的开支竟达二百七十九万余两，以后民国八、九、十各年数字逐年缩减，最低数仍达一百八十九万余两。总之，在民国当局的纵容下，以我为首的一伙人，照旧摆着排场，按原来标准过着寄生生活，大量地耗费着人民的血汗。
宫里有些规矩，当初并非完全出于摆排场，比如菜肴里放银牌和尝膳制度，出门一次要兴师动众地布警戒，这本是为了防止暗害的。据说皇帝没有厕所，就因为有一代皇帝外出如厕遇上了刺客。但这些故事和那些排场给我的影响全是一样：使我从任何方面都确认自己是尊贵的，统治一切和占有一切的人上之人。
三、母子之间
我入宫过继给同治和光绪为子，同治和光绪的妻子都成了我的母亲。我继承同治兼祧光绪，按说正统是在同治这边，但是光绪的皇后——隆裕太后不管这一套。她使用太后权威，把敢于和她争论这个问题的同治的瑜、珣、瑨三妃，打入了冷宫，根本不把她们算做我的母亲之数。光绪的瑾妃也得不到庶母的待遇。遇到一家人同座吃饭的时候，隆裕和我都坐着，她却要站着。直到隆裕去世那天，同治的三个妃和瑾妃联合起来找王公们说理，这才给她们明确了太妃的身份。从那天起，我才管她们一律叫“皇额娘”。
我虽然有过这么多的母亲，但并没有得过真正的母爱。今天回想起来，她们对我表现出的最大关怀，也就是前面说过的每餐送菜和听太监们汇报我“进得香”之类。
事实上我小时候并不能“进得香”。我从小就有胃病，得病的原因也许正和“母爱”有关。我六岁时有一次栗子吃多了，撑着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隆裕太后只许我吃糊米粥，尽管我天天嚷肚子饿，也没有人管。我记得有一天游中南海，太后叫人拿来干馒头，让我喂鱼玩。我一时情不自禁，就把馒头塞到自己嘴里去了。我这副饿相不但没有让隆裕悔悟过来，反而让她布置了更严厉的戒备。他们越戒备，便越刺激了我抢吃抢喝的欲望。有一天，各王府给太后送来贡品①，停在西长街，被我看见了。我凭着一种本能，直奔其中的一个食盒，打开盖子一看，食盒里是满满的酱肘子，我抓起一只就咬。跟随的太监大惊失色，连忙来抢。我虽然拼命抵抗，终于因为人小力弱，好香的一只肘子，刚到嘴又被抢跑了。
①每月初一、十五各王府按例都要送食品给太后。——作者
我恢复了正常饮食之后，也常免不了受罪。有一次我一连吃了六个春饼，被一个领班太监知道了。他怕我被春饼撑着，竟异想天开地发明了一个消食的办法，叫两个太监左右提起我的双臂，像砸夯似的在砖地上蹾了我一阵。过后他们很满意，说是我没叫春饼撑着，都亏那个治疗方法。
这或许被人认为是不通情理的事情，不过还有比这更不通情理的哩。我在八九岁以前，每逢心情急躁，发脾气折磨人的时候，我的总管太监张谦和或者阮进寿就会做出这样的诊断和治疗：“万岁爷心里有火，唱一唱败败火吧。”说着，就把我推进一间小屋里——多数是毓庆宫里面的那间放“毛凳儿”的屋子，然后倒插上门。我被单独禁闭在里面，无论怎么叫骂，踢门，央求，哭喊，也没有人理我，直到我哭喊够了，用他们的话说是“唱”完了，“败了火”，才把我释放出来。这种奇怪的诊疗，并不是太监们的擅自专断，也不是隆裕太后的个人发明，而是皇族家庭的一种传统，我的弟弟妹妹们在王府里，都受过这样的待遇。
隆裕太后在我八岁时去世。我对她的“慈爱”只能记得起以上这些。
和我相处较久的是四位太妃。我和四位太妃平常很少见面。坐在一起谈谈，像普通人家那样亲热一会，根本没有过。每天早晨，我要到每位太妃面前请安。每到一处，太监给我放下黄缎子跪垫，我跪了一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