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房地产这些年》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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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万通新世界广场主要靠广告，当大家还没开始打广告时，一打广告的效果，就像没吃过药的人第一次吃感冒药，再重的感冒一片药就治好了。当初万通大约投入了1000万元的广告费，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大公报》上都是整版整版的广告。
万通新世界广场的销售，可以说是创造了北京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奇迹。他们的写字楼销到3600多美元一平方米，是当时市场的三倍。万通新世纪广场1993年12月24日才动工，但11月初就销售了百分之七八十了，当时连一方土都还没有挖呢。
当在开售的第六天拿到五亿元港币的回款时，六个年轻人都晕了，一个个迷迷瞪瞪的。你想，五个亿，这对刚刚成立的北京万通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意味着什么？
新世界广场项目之后，万通进入了一个高歌猛进的阶段。潘石屹回忆：“第一个举措是收购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都到万通上了半年班，最后收购失败。”之后他们相继收购了贵州航空公司、武汉国投、陕西证券，并且成为民生银行的大股东。高峰时期万通控制了70亿元的资产。
冯仑回忆：“公司扩张后，全国十几个城市都有业务，如同梁山兄弟一样，我们走到哪里都不用带钱，一下车‘兄弟’们前呼后拥，异常风光。”一时间，他们成了最招人注意的民营企业。万通接着就通过金融机构互相拆借等方式来扩张，投资在房地产、商业零售以及高科技等许多行业。
与此同时，在对事业的发展思路上六个合伙人的分歧日益明显，分道扬镳已成必然。
1995年6月，分手的时刻到了，地点选在浪漫情调弥漫的上海黄浦江畔。分家之后，冯仑继续掌控万通；潘石屹创办了红石房地产开发公司，也就是SOHO中国的前身；易小迪创办了阳光100集团。另外三人则告别了房地产，王启富后来做起了地板生意；刘军回归高科技农业开发；而最后离开万通的王功权则选择了国际风险投资。
1993年
●　1月，《房地产开发报》（《中国房地产报》前身）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　1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更名为“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同时以“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为核心，组建“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至此，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在全国145个城市中拥有178家企业。
●　6月23日，国务院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釜底抽薪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　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针对房地产出台16条调控措施，首次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大规模清理整顿。
●　7月，深圳市人大通过《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转让条例》，该条例对“房地产预售”做了专门规定，明确了商品房预售条件，深圳成为中国最早推行商品房预售制度的城市。
●　11月，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第三次房改工作会议，改变了第二次房改会议确定的思路，代之以“以出售公房为重点，售、租、建并举”的新方案。
●　11月，《广东省房地产开发经营条例》颁布。
●　12月13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决定自1994年1月1日起在全国开征土地增值税。
1994房改再启顺驰扩张
鸟是一种会飞的东西不是青鸟和蓝鸟。是大鸟
重如泰山的羽毛
在想象中清晰的逼近
这是我虚构出来的
另一种性质的翅膀
另一种性质的水和天空
——周伦佑《想象大鸟》
1994，一个值得回味的年头。
通货膨胀的卷土重来应当说一年前就已开始，如今已成压顶之势。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能力面临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朱镕基的出现是一种必然。这年1月28日，人们意外地发现朱镕基竟出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而且还发表了重要讲话，只见他把手一扬，拧起眉毛说：“必须紧紧抓住和十分珍惜当前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坚决推进我们酝酿多年想干而又没有条件干的改革。”
大家终于明白：　朱镕基已经痛下决心，全方位推出“改革新政”，让改革之风吹遍全中国。“改革新政”的内容如下：　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企业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
天生就是改革家的朱镕基，真正走上全国性的历史舞台是在邓小平南方视察前后。其时中国的改革事业正处在“万马齐喑”的低潮期，中国社会面临重新上路、加速推进改革的重要历史关头。他幸运地碰上了这样的历史机遇，而历史也幸运地碰上了他。因为他敢于改革，他是“铁腕”。一切尽皆表明，1994年的改革非常关键，没有这次改革就不会有日后软着陆的成功，就不会有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到了1994上半年，经济过热的现象已经比较明显，朱镕基来了个紧急刹车。当时的利率提高到了接近14％，国库券的利率为14％，银行利率也接近14％，这样，通货膨胀很快被压了下来。
如果没有别的措施的话，中国经济在1994年利率上升之后一定会是硬着陆。但是，我们在把利率上调的同时，做了一个对冲操作，我们把汇率下调了，调到1美元兑8。7元人民币。利率上升，国内需求下降；汇率贬值，海外市场就打开了。所以，实际上可以说，1994年是整个世界消化了中国国内的经济危机。因是之故，中国的经济没有硬着陆而是软着陆。从1994年一直到1997年，凡是面向内需生产的企业，在这段时间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但是，沿海地区面向外需生产的企业，是开足马力大生产，利润很丰厚。1994年，也是中国的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的一年，此后我们就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当时的内需是减少了，但是，我们又发现了外需。正是因为发现了外需，所以，当时一些经济部门的领导和经济学家感觉非常好，原来事情可以这么做，海外市场潜力这么大！那我们今后有什么问题，依靠海外市场就得了！
在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促进下，中国加快了对外开放，外资和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加快、出口越来越旺。“九五”期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大大超过以往阶段，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成为了一个出口导向的超级大国。从此，出口便与消费、投资一并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三架马车。
衣食住行，无一不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其中，住房问题是最复杂，也是解决起来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前已述及，中国的住房改革几乎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同步进行的。
将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善结合起来，无疑是打破住房矛盾的切实路径。不过，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解决人民吃饭穿衣以及生活必需品的任务明显更为迫切，客观条件的制约使得住房制度方面的改革只能停留在试点阶段。
在此期间，国家的经济形势与社会状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在1992年10月中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正式确立下来。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的很多方面，我们已经告别了计划经济体制，经由商品经济阶段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但是，与其他方面的改革相比，住房制度改革显得较为滞后。
其次，人口特别是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为各级地方政府解决百姓住房问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及时地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太大，短时期内仍无法使人口总量降下来。据统计，1980年，中国人口总数9。83亿；1994年，人口总数达到11。99亿。另外，城市的高速发展使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住房紧张的问题更加突出。而上述矛盾只能通过住房制度改革加以解决。
再次，城市居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以一份1987年1月北京住房抽样调查结果为例，数据显示，婚后无房户占调查总人数的31。63％；18岁以上子女与父母同居一室的占25。44％；三代同室的占11。39％；与亲戚同住的占10。02％；两对夫妇同居一室的占2。53％；人均居住面积2平方米以下的占3。8％。由此可见，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的居民，居住条件亟待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