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法典》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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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意见——“人们在才能和天资上是不相等的。”
答复——首先我们不要把平等与同一、不平等与多样性混淆起来。是的，我们的才能绝不是同一的，而且将永远不会如此。我们的论敌们竭力为之大喊大叫的这种多样性，绝不是什么坏事；它与不平等没有丝毫共同之点，恰恰相反，却奇妙地促进着总的和谐。
有人会说：“尽管你否认社会职务等级中的优先地位，但是你总会同意，人们的才干有大小之分，人们的智慧有高低之别。有些人能同时胜任几件工作，而另一些人很勉强才完成一件；有些人在某些行业中十分出色，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而其大部分同事、同行、伙伴只能居于第二、第三、第四以至第十位。我们把第一种人称为优秀的人、能干的人；如果不想压抑他们的积极性和天才，就必须给予他们优越地位和特权。况且，你所说的平等，在这种场合显然是不公正的。例如，谁会想到拿一个普通的手艺匠来同爱尔维修、拉普拉斯①、富尔顿、沃康松②、居维叶相提并论呢？”
①拉普拉斯（Laplace，1749—1827年），法国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②沃康松（Vaucanson，1709—1782年），他发明了一些对纺织工业有价值的东西，是“自动机械”的设计者。
我前面已经指出过，现在我把它重述一遍：优越和低劣在自然界中不是法律的规定而是事实的存在；所有这些骇人听闻的不平等将会日益缩小，而致人们最后恢复到无论事实上和法律上都差不多完全平等为止。
这一点肯定了之后，现在我十分同意说：今天人们所具备的才能和天资是各不相同的。但是难道这可以成为在分配公共财富方面享有特权，或通过优越的政治地位，甚至纯粹的荣誉称号而带来特权的根据吗？我觉得再没有什么比这种情况更同社会原则相抵触的了。社会原则是要预防天赋的不平等所产生的后果的。何况，难道人的天资，不就是和整个人一样，是过去的产物，是人现在和过去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即人的原有组织、人的教育、习俗、法律及无数的其他境遇的产物吗？
由此可见，假如某人贡献较大，那就是因为他过去的所获较多，这一点不是现在变得很清楚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承认下述古老民间谚语是完全正确的吗？
“谁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也就是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可是，你们为什么以天才的辩护士自居呢？肯定不是天才把凌辱他自己的任务交给你们的。怎么，难道天才本身不就是一种相当值得称羡的特权了吗？难道科学和艺术在你们的心目中就没有丝毫诱人的地方吗？难道它们不再可能成为最大愉快的源泉吗？难道你们认为对荣誉之爱和受自由人民的敬重都不算什么吗？谁胆敢主张这种异端邪说，谁就该蒙受耻辱和遭到谴责！
啊！这些卓越而渊博的哲学家多么出色地维护天才的事业和尊严，他们雄辩的笔锋写下了这样漂亮的词句：
“他们之间除了与智慧高超相联系的优越之外，没有任何优越之处，而这则是长期经验和不断劳动的结果。”（费尼隆：《贝迪克政体描述》）
“功绩除了自身的卓越之外，不需要其他优惠。”（摩莱里：《巴齐里阿达》）
“特权是不知不觉地蛀蚀自由的害虫。”（马基雅弗里）
让我们也来听一听上个世纪最著名的公民中的一位所讲的话吧。
当全科西嘉由于帕奥里十分英勇地刚把祖国从热那亚人的枷锁下永远解放出来，而授予他以祖国拯救者和国父的荣誉称号之时，
当每个人都热烈地颂扬他非凡的大公无私和廉洁的美德之时，
当全体公民感激他牺牲自己的私产以确立平等①，并一致欢呼授予他以新的独裁权力之时，这位科西嘉立法者写给一位朋友的豁达而谦逊的话，同真正哲学家的身份不是很相称的吗？他写道：
①帕奥里在科西嘉差不多完全废除了私有制。——原注
“我并不认为我的大公无私是功劳；我晓得，我为我的祖国所耗费的钱财，我所放弃的金钱，比起我用它来建造房屋，或用来扩大我的产业，更能为自己创造良好的声誉。我希望我的后代在谈到我时，只把我当作一个具有善良意愿的人。”（帕奥里）
上述见解在我看来已经具有极大的说服力了，可是《试论特权》的作者还向我们提供了更有力的论证：
“让公众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敬意吧。自然界把尊敬的真正源泉寓于人民的感情之中，因为真正的需要在于人民，而优秀人物要为之贡献自己才能的祖国也寓于人民之中；所以优秀人物所能冀求的最高奖赏也应在于此。只有人民持有对于为之服务的人表示敬意的权力；人民也只有这种手段去不断激发配得上为其服务的人。你们竟想把人民的最后的财产、最后的珍藏剥夺得一干二净，从而令他们最可贵的属性对于他们的幸福变得毫无用处吗？
“我再说一遍：让公民们凭自己的感情来表达敬意吧，由他们自己去进行这种令人愉快和鼓舞人的表达吧，他们会象得了灵感似地去做的。而这时你会从一切有力的心灵的自由赞助中，从大量实行各种各样的善事的努力中，认识公众推崇的伟大力量对于社会进步所要作出的贡献。
“然而你们的懒惰和骄傲还是宁愿与特权为伍。我看出来了：你们不是要争取受同胞们的尊敬，而是力求比自己的同胞高出一头。”（西哀士：《试论特权》）
“眼看犒赏、奢华、享乐而却享受不到，对于贫穷潦倒的人来说，这永远是苦恼和忧虑的无尽的泉源。
“一个人所得到的犒赏和特权愈多，对此的欲望也就愈大，而愈激发嫉妒和贪婪，从而产生对于黄金和权力那种荒谬的、贪得无厌的、罪恶的渴求；由此导致仇恨、暴力和凶杀等等。
“天才的努力从来都是由于热爱荣誉而致。千百万可怜的士兵为了荣誉，竟天天为残暴的统治者的逞强任性去卖命；而人们还怀疑，幸福的感受、对平等和对祖国的热爱以及英明政治的激发力量对人类心灵所能产生的奇迹吗？”（邦纳罗蒂）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作为真正的人既无需特权也不要高位，在他们当中所能看到的只是平等者。确实，谁热心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不论做的是什么工作，他不就配受共和国的表彰了吗？
反对意见——“您批驳社会的不平等，说它变成体力或智能的特权，就算是这样吧。但是您怎么能不承认人的献身精神是不相等的呢？谁又敢于拒绝给这一罕有的品德以崇高而公正的优异地位呢？”
答复——我十分希望人们准确地说明献身精神指的是什么，因为这个词已变得十分富于伸缩性。比歇先生以及后来的《工场》日报把献身精神称为一种超自然的感情，一种自由、自发的忘我和完全克己的行为。但不久，他们又大大自相矛盾，把献身精神变为义务，并且毫不犹豫地制起利剑以慑服不太热心者和惩办不虔诚的信徒。多么荒唐胡闹啊！自由与强制，压服与献身，这两组词不是互相排斥的吗？难道竟可以并行不悖？
依照另一些人的意见，献身是一种恬静并经过深思熟虑的美德行为，这种行为同任何欲念、任何义务和个人私利的想法、任何自尊心都是格格不入的。
那么，我就要问：这两个定义，人们采纳的是哪一个呢？献身精神又成了什么？这里说的是，它在人体组织中，无论在其欲念、动机、本能上都没有任何根源；那里说的是，它是一个死于腹中的婴儿，在萌芽状态中由于盘算精神上的酬报或害怕尘世间的惩罚而窒息。
没有谁比我更相信，必须通过我们的推崇、我们的敬重、我们的热情赞助、甚至我们的颂扬来鼓励和激发一切社会美德；但是，何必硬要赋予这些美德以不存在于本性中的动力呢？尤其是何必使用社会特权这种危险的刺激呢？
主张平等的人们！例如，你们对圣西门派道德家们有什么想法呢？他们在所谓献身精神的热情推动下，竟至要求社会用尽一切办法来激发伟大而壮丽的抱负。你们会谴责他们，对不对？而且就这点来说，你们会同意皮埃尔·勒鲁的看法，他是这个学派中仍然忠于老师的学说的唯一的社会主义者。请听一听他是以怎样的词句来试图驳斥圣西门的首要法则、即能力原则的吧。
“圣西门的原则是：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这仿佛是确认基于能力和工效的新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