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哲学》第37章

年，还有马夫，拿枪的骑士，同他一样穿着缀有金线坠子的大马士革白缎子。他的传令官，金羊毛骑士，把他介绍给公爵夫人。随后走出许多别的骑士，马的披挂有的是台金线织的大红呢，有的是绣着金铃的呢，有的是大红丝绒上镶着貂皮，有的是紫色丝绒缀着金线或丝线的坠子，有的是洒全的黑丝绒。——假定今日的政府要人穿得象歌剧院的演员，学着调马师的样子做出种种技击的架式，你们一定会觉得荒谬绝伦；可见感受形象的本能和装饰的需要，在当时是多么强烈，而现在大为衰退了。
可是这还不过是序幕，比武以后八天，轮到勃艮第公爵请客了，那比所有的宴会都阔气。极大的厅堂上张着挂毡，毡上织着大力士赫刺克勒斯一生的故事，五扇门有弓箭手站岗，穿着灰黑两色的长袍。两旁搭起五座看台安置外客，都是些男女贵族…大半是化了装来的。客人的坐位中间放一张高大的食桌，摆着金银的杯盘，用黄金与宝石做装饰的水晶壶。厅中央立着一根大柱子，上面“放一个女人的像，头发挂到腰间，头上戴一顶华丽的帽子，大家吃饭的时候，她乳房中有肉桂酒流出。”三张其大无比的桌子，每张桌上放着好几样“摆设”，都是庞大的机关布景，好比现在新年里给有钱人家的孩子的玩具，不过扩大了规模。以好奇心和活跃的幻想而论，当时的人的确是孩子，最大的欲望是娱乐眼睛；他们拿人生当做幻灯一样戏弄。两样主要的“摆没”，一样是一个大肉饼，有二十八个“真人”在上面奏乐，另外一样是“一所有窗洞有玻璃的教堂，有四个唱诗的人和一口叮叮当当的钟。”但“摆设”总共有一二十样：一所大型的宫堡，壕沟里流着玫瑰花露，塔顶上站着仙女梅吕西纳；一个用风车发动的磨坊，几个弓箭手和射弯手在那里射喜鹊；一只桶埋在葡萄园里，流出一种苦酒，一种甜酒：一只狮子和一条蛇在沙漠上搏斗；一个野人骑在骆驼上；一个小丑骑着熊在巉岩与冰山之间奔跑；一口有城市与宫堡环绕的湖；一条满载货物的船抛下锚停在那里，船上有绳索，有桅杆，有领港员；一个用泥上和铅砌的美丽的喷水池，周围用玻璃做成小树，花叶俱全，还有一个背着十字架的圣·安特菜；一个玫瑰花露的喷水池，雕像是一个裸体的孩子，姿势和布鲁塞尔的玛纳冈比斯喷水池上的一样。你看了这些“摆设”，简直以为走进了一家卖新年玩具的铺子。
但有了这些五花八门的摆设还嫌不够，他们还要看活动表演；所以另外有十几个节目，节目与节目之间，教堂里和大肉饼上奏起音乐，使席上的宾客除了眼睛有得看，耳朵还有得听：钟声大鸣；一个牧童吹小风笛，几个儿童唱一支歌；人们轮流听到大风琴，德国号，双簧管，唱圣诗，长笛台奏，由六弦琴伴奏的合唱，小鼓合奏，打猎的号角和猎大的嗥叫。然后一匹披暗红绸的马倒退进来，两个吹喇叭的“不用鞍子，背对背坐在马上”，前面有十六个穿长袍的骑士开路；随后出来一个半人半秃鹰式的怪物，骑在野猪身上驮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两支标枪和一个小盾牌；后面是一只人工做的小白鹿，披绸挂彩，角是黄金的，背上驮一个孩子，穿一件深红丝绒短褂，唱着歌，鹿唱着低音部分。一这些人物野兽都在桌子四周绕一个圈子。最后还有一个玩艺儿大受欢迎。先是一条龙在空中飞过，明晃晃的鳞甲把哥特式的高耸的天顶照得雪亮，接着飞出一只鹭和两只鹰；鹭马上被鹰啄落，有人捡来献给公爵。临了慕后号角齐鸣，幕自处，埃俄尔卡斯王那松出台念一封他妻子梅台的信，然后他斗牛，杀蛇，耕地，把妖怪的牙齿掇种，长出一批武装的人。宴会到这个阶段变得严肃了：那是一部骑士的传奇，《阿玛提斯》中的一幕，好象把堂·吉诃德做的一个梦实地表演。厅上出现一个巨人，穿一件绿绸袍子，缠着头巾，手执长枪，牵一只披绸挂彩的象，象背上放二座宫堡，宫堡里面有一个修女打扮的妇人，象征“圣洁的教会”；她停下来通名报姓，号召在场的人参加十字军。于是金羊毛骑士带着几个侍从宫出来；他颈间挂一根镶嵌宝石的金项链，手里拿一只活的山鸡。勃艮第公爵手按山鸡起誓，愿意帮基督教付伐土耳其人；所有的骑士都跟看他发愿，每人有一篇誓约，文字仿照西班牙的骑士小说《迎拉奥》的体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山鸡之盟”〔一四五四〕。宴会用一个带有神秘色彩与道德意味的跳舞会结束。在音乐声中，在火把照耀之下，一位白衣大太肩上写着名字，叫做“上帝的恩宠”，向公爵朗诵一首八行诗，临走留下十二个妇女，代表十二美德：信仰，慈悲，正直，理性，节制，刚强，真实，慷慨，勤谨，希望，勇敢，每个女子由一位骑士陪随，骑士身穿暗红短褂，缎子的衣袖上绣着花，钉着主银首饰。十二个妇女和骑士跳舞，替比武的优胜者夏德莱公爵加冕，到清早三点，场上宣布有另一次比武的时候，舞会才结束。——节目太多了；感官和想象力为之麻木了；这些人对于娱乐只是贪嘴而不会辨别味道。这一阵热闹和许多古怪的玩艺儿给我们看到一个蠢笨的社会，一个北方民族，一种才成形而还粗野幼稚的文化。他们虽与梅提契同时，却缺少意大利人的高雅大方的趣味。但两个民族的风俗与想象力，实质上并无分别；象佛罗伦萨狂欢节上的车马和豪华的场面一样，中世纪的哲学，历史，传说，在这里都成为具体的东西；抽象的教训化为生动的形象、美德变做有血有肉的女人。结果就有人想把这种种东西画成图画，做成雕塑：而且所有宴会中的装饰已经是浮雕和绘画了。象征的时代让位给形象的时代：人的精神不再满足于经院派的空洞的概念，要观赏主动的形体了；人的思想也需要借艺术品来表现了。
但尼德兰的艺术品不象意大利的艺术品；因为精神的修养和趋向都不一样。上面两个代表教会与德行的女人念的诗都幼稚，平凡，空洞，毫无生气，全是陈辞滥调，一连串押韵的句子，节奏和内容同样贫乏。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维拉尼，在尼德兰不曾出现过。人的精神觉醒比较晚，距离拉丁传统比较远，禁铜在中世纪的纪律和麻痹状态中比较长久。他们没有阿弗罗厄斯派的怀疑主义者和医生，象彼特拉克所描写的；也没有复兴古学的近乎异教徒的学者，象洛朗·特·梅提契周围的那般人。对基督教的信仰与感情，这里比威尼斯或佛罗伦萨活跃得多，顽强得多，便是在勃艮第宫廷奢华淫逸的风气之下还照样存在。
他们有享乐的人，可没有享乐的理论；最风流的人物也为宗教服务象为妇女服务一样，认为那是荣誉攸关的大事。一三九六年，勃艮第和法国有七百贵族加入十字军，生还的只有二十七个，其余全部在尼科波利斯战死；蒲西谷把他们叫做“受到上帝祝福的幸运的殉道者”。刚才你们看到，利尔那次大吃大喝的宴会结束的时候，大家都郑重其事的发愿，要去讨伐危害宗教的敌人。还有些零星故事证明早期的虔诚并未动摇。一四七七年，纽仑堡有个人叫做马了·侃采，到巴雷斯泰恩去朝圣，数着卡尔凡山到波拉多的屋子有多少步路，预备回来在自己的住家和当地的公墓之间造七个站和一座卡尔凡山；因为丢了尺寸，他又去旅行一次，回来把工程交给雕塑家亚当·克拉夫脱主持。法兰德斯象德国一样，一般布尔乔亚都是严肃而有点笨重的人，生活局限于一乡一镇，守着古老的习惯，中世纪的信仰和虔诚比宫廷中的贵族保持更牢固。这一点有他们的文学为证；十三世纪末期他们的作品有了特色以后，只限于表现内心的虔诚，重视实际的和城邦本位的布尔乔亚精神：一方面是宣扬道德的格言，日常生活的描写，以当时真实的政治与历史为题材的诗歌；另一方面是歌颂圣母的抒情作品，神秘而温柔的诗篇。总之，日耳曼的民族精神是倾向信仰而非倾向怀疑的。尼德兰人有过中世纪的托钵僧和神秘主义者，有过十六世纪的反偶像派和大量的殉道者以后，一步一步的接近新教思想。倘若听其自然，民族精神发展的后果可能不是象意大利那样的异教气息的复活，而是象德国那样的基督教思想的中兴。——其次，所有的艺术中以建筑为最能表现民众在幻想方面的需要；而法兰德斯的建筑，到十六世纪中叶为止仍然是哥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