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第6章

这次到兰州是参加“高墩营艺术节”，高墩营是兰州郊区的一个村子。很多大学都搬到了村子附近（大学农村化，这也似曾相识），所以来看演出的是两个泾渭分明的群体。挤在台前的是青春荡漾又文艺十足的大学生；当地村民戴着草帽，坐在墙根的一溜树荫下，远远地围观。
据说第一届艺术节，台上搞的是摇滚乐。演出还没有结束，乡亲们就受不了了，要求迅速停止，说农民晒了一天晒坏了，要回家睡觉了。所以2011年主办方调整了方案，组织了一台民谣演出。我坐在台侧的一个小马扎上，准备演出。学生们围了上来，很多不经我允许就开始拍照，感觉自己像个逃出动物园的猴子。一个很文艺的姑娘，向我推荐她的男朋友，声称他很有思想，是个翻版韩寒。过了一会儿，她男朋友坐到我旁边，一个很腼腆、很帅的哈萨克族“韩寒”。谈心得知，他和他的小女友都是被父母篡改了报考志愿而被“发配”到大西北。本来一个爱音乐，一个爱电影，结果一个被迫学管理，一个被迫学金融。
上台演出时，我照例唱了《买房子》，随口说“兰州的房子应该很便宜”，结果引起一片抗议声浪。原来兰州的收入和房价的落差在全国是数得着的。一般的兰州白领，月收入只有三四千元，房价已经一万多元了。
第二天，朋友在黄河边请喝“三炮台”，呼吸一口空气，甜中带酸，有儿时铁西区的味道。兰州在黄河的上游建了众多的工厂，且南北都有山阻隔，污染无法疏散，所以黄河里的鱼当地人都不敢吃。大家喝着茶，听着黄河水声，聊的却是下游有专门捞尸体的行业。
朋友最后送我们去机场，路过西北师大，还是那似曾相识的感叹：“过去这里两侧全是遮天蔽日的大树，还有很多果园，晚上可以去里面偷果子、看星星、谈恋爱。现在两侧都成了开发区。郊区荒山上还有一座死城，是原来的铝厂，后来倒闭，人都走光了。里面商店、影院鳞次栉比，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我想起了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城市都长得越来越像，兰州你可以叫它广州，也可以叫它抚州，还可以叫它郑州。
耳闻阿维尼翁艺术节之一
2011年7月3日，乘飞机从阿姆斯特丹转机到马赛，再坐汽车到法国南部小城阿维尼翁。在阿姆斯特丹机场候机时，所有同行的中国伙伴都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机、电脑上网，这时技术人才就显示出优势，挨个辅导大家怎么上网。而周围的老外都在安静地休息。登上去马赛的飞机后，大家又找到了新的兴奋点，一个脸蛋长得像红苹果的法国男娃娃，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爸爸只好带他在机舱里散步，路过一位中国姑娘，还主动跟姑娘握手，随即把手甩开。整个航程，大家都在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魅力胜似微博。经过十四个小时的旅程，终于到达阿维尼翁。此时正是小城的黄昏，西边红霞如海。
阿维尼翁艺术节每年一次，其余日子它是人迹罕至的荒城。我们到的时候，艺术节还没开始，到处都是海报，连垃圾箱、邮筒、路灯上都贴满了。满街的演员、歌手，比当地的居民还要多。我们的演出在一个教会学校的阶梯剧场，这个场地属于中国艺术家，将要上演的剧目有辛欣导演的《生于七月》、黄盈的《黄粱一梦》、王翀的《哈姆雷特机器》、孟京辉的《三个橘子的爱情》、丰江舟的《假象》，还有我和小河的《如果，世界瞎了》，由邵泽辉导演。
这几天还处于排练阶段，正式演出要到7月8日开始。我们的现场只能坐一百人，要是在国内，这个阵容拿出个零头也能票房爆满。可到了这儿，人人都是艺术家，每个人都希望更多人来看自己，所以对未来的票房还是有点不踏实。
阿维尼翁是一个曾有多位教皇居住过的城市，所以以教堂闻名世界。我和绿妖第二天就去了宏伟的教皇宫。一进去，见到很多中世纪的塑像。向上依次又游览了教皇的礼拜堂、卧室、书房、小金库。据说有一位教皇登基加冕，请客吃饭，一顿吃了三百头牛、四百多头羊、七千多只小鸡、三万多个鸡蛋、九万多个面包。这也让我感到似曾相识。我国人在大吃大喝方面，也不逊于彼。
走出教堂，正有一两位民间艺人在广场卖唱。一个小伙子，用一把古典吉他弹着“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他们不是来参加艺术节的，而是随着流浪的步伐走到这儿的。他们在户外，而我们在室内，他们比我们更阳光、更放松。
耳闻阿维尼翁艺术节之二
演出已经几天了，我们也进入看演出阶段。大家抱着一大厚本法语演出目录，猜测着选择场次。这时玮玮在街上看到一个姑娘用一个自制的手风琴边拉边唱，正唱着，忽然把手风琴放在地上，她一连六个后空翻，从街上消失了，手风琴还继续奏着音乐。正当人们错愕间，她又从另一个街口一个跟斗云翻了回来。结果当然是她的宣传单被一抢而空。
第二天，玮玮带着我们去看她的演出，起了个大早，拐了好多小巷，到了一个小剧场门口。票并不贵，用工作证买，六欧元一人。进去一看，傻了，满屋坐着的观众多数是小孩，还有一部分是家长。我们才恍然大悟：这是一部儿童剧。
开场后，只见一个演员从观众门惊恐地撞进来，这是一个长得像精灵一样的姑娘，她的语言主要组成部分就是“Blblblb”，孩子们似乎能听懂。舞台上有好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她随手抓过来，一会儿当电话打，一会儿当棒棒糖吃，最后发现都是乐器。她身后有一幅世界地图，演奏完乐器，就贴一个标志到产生这个音乐的国家位置。先是日本，然后是印度。唱印度音乐时，她边唱边跳，眼神妩媚，活脱脱一个宝莱坞舞女。接着是非洲的音乐，在音乐中，她摇晃着身躯，双手在胸前一比，仿佛惊讶地发现自己长出了非洲女人的大胸，然后是屁股。在座的小孩们看得开心，哈哈地笑。到了意大利，她就模仿德高望重的教皇，走向一台钢琴，忽然摇身一变，成了意大利的“郎朗”。比划了无数套路，接着弹了一个音，然后被自己陶醉得如痴如狂。观众大笑。
下面她拿出口琴吹了一段《苏珊娜》，一听就知道这是到了美国。她憋着嗓子来了段政治讲演，接着是说唱，混杂着小甜甜式的搔首弄姿。每种音乐都惟妙惟肖，即使我一点英语也听不懂，也能感受到整个戏剧的幽默、轻盈。
最后，她终于打开包，收东西，准备收场。她先把小的乐器装起来，接着，试图把一台YAMAHA电子琴也装到包里。装不进去，就弹了一段旋律，把飘散在空中的音符，抓了一把塞到包里。她恋恋不舍地站在门口，若有所失地告别，然后跟来的时候一样，突然撞出门去，不见了。正在观众以为演出要结束了时，她又从另一个门冲进来，上场谢幕。看完我们都惊叹：这是法国的儿童剧啊。法国孩子的智商可真高啊。
每晚十二点，教皇宫八千人的大剧场座无虚席。本来不相信，看话剧怎么像看足球赛一样，但今天看到剧场这么多小孩子，答案自解。
这里黎明静悄悄
凌晨四点半，我喝过豆浆、赶过飞机、上过微博，却从来没有看过演出。在阿维尼翁教皇宫的万人露天剧场，将上演一场无伴奏合唱现代舞，光这么一介绍就够吸引人了，演出只有三天，大家饭桌上谈的都是这个话题，看过的都交口称赞，没看过的都在到处找票。等我们注意到这场戏的时候，票早已卖完，第二天就是最后一场。我们的阶级弟兄小河舍命让给我们一场票，我和绿妖就像抽到生死牌一样，彼此推让：“你去吧。”“不，你去对中国更有益。”后来小河建议绿妖作为我的助理，以我不能单独行动的人道主义理由来打动检票者。那好吧，我们抱着“闯关东”的决心，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踏上了去教皇宫的路。
教堂前的大广场上，人山人海。等票的队伍排了一百多人，我们挤进检票处，绿妖结结巴巴地说明我们的情况，但还是没办法，因为要对号入座。正当我们要再次抽生死牌的时候，民谣界的“活雷锋”张玮玮挺身而出，把他仅有的一张票也转给了我们。我顿时觉得压力太大了，咬牙切齿地提醒自己：千万不能睡着啊。
教皇宫内的万人大剧场，壮观犹如古罗马角斗场。舞台上方的镂空雕花大窗户有几层楼高，进场后，只有这扇窗透出微光。演出开始后，灯光熄灭，观众仅凭微弱的天光凝视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