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初步》第66章

自己的新思想和政治改革的主张，必然会碰到很大阻力，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传统。　梁启超所以提出“清代思潮”是“以复古为解放”
，似也不无道理。据此我们来看黄宗羲写的《明夷待访录》。
黄氏于该书总是以“古者”与“今也”作对比。　所谓“今”大体指三代以后，即秦汉直到明代。　书中列举君主专制所带来的弊害，指的当是事实；但书中所说的“古”
，不能简单说就是向后看。因为这里所说的“三代”
，实际上讲的是儒家大同社会的理想。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梁，还是领导民主革命的孙中山，都把大同世界和天下为公作为最高的理想，这是西方民主革命历史中前所未有过的。　所以我们透过黄宗羲貌似复古的外衣，可以看到其中折射出的黄氏所憧憬的某些新时代的曙光，及由此交织而成的一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变革的理想图景，而这一点对近代资产阶级改革家们当有所启迪；同时似乎也可以说，这可以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走向近代的接合点。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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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而言，它反映出黄氏思想的进步性主要不在他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这方面，比如对君主罪恶的揭露，晋代的鲍敬言来得更加激烈。　而黄氏高明的地方，并不因此而要求恢复到无君时代。　他提出，“为君之职分”是兴公利、除公害，即认为为天下人办好事是处于君主这个职务的本分工作；如果君主只是为自己谋取私利，那就是失职和没有尽责。　黄氏虽然披着复古的外衣，说“为天下”的只是唐、虞三代之君，但他并不把尧舜看作是天生圣人。　他认为作这样的君主，“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
，即不是一般人所愿意干的。　所以“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资产阶级认为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执政者总是标榜要为人民作点好事。　黄宗羲当然没有这样明确的思想，但他打掉了封建君主奉天承运的神圣光轮，而把“为天下”除害兴利作为君主应尽的职责。　这种思想形式上似是复古，实际上已透露出对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曙光，是民主启蒙思想的突破点。黄宗羲既提出了对君主职分的上述要求，所以他把君臣关系只看成是合作共事的班子。　他说：“治天下犹曳大木”
，“君与臣”
，无非是“共曳木之人”。
“臣之与君”是“名异而实同”。既然君主的职是为天下，那么大臣出仕，自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据此他严厉批评那些忠君死节之士，认为“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在黄氏看来，臣与君是共负“为天下”之责，所以说“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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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为路人“
；“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
①。　这就打破了“君为臣纲”的封建传统。　他指斥“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甚至因为孟子有君臣对等的言论，“至废孟子而不立”
②。　对此他认为是毫无道理的。黄宗羲为要抑制绝对君权，主张提高宰相的地位。　他引用伊尹、周公摄政的故事，认为“以宰相而摄天子”的职分，是古已有之，用不着像“小儒”那样少见多怪。　他提出要建立“每日便殿议政”的制度。　对进呈的奏章，要君臣“同议可否”
，然后“天子批红”。批不完的“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
，不用再上呈皇帝。　他还主张宰相设“政事堂”
，用以接纳“四方上书言利弊者及待诏之人”
，使“凡事无不得达”
③。由此做到下情上达、集思广益，这比之君主个人专行独断，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前进了一步。对于君主与法制的关系，黄宗羲区别出“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
，认为前者是为天下人兴利除害，故“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
；后者则为保其一家“利欲之私”
，故“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他认为一家之法会“桎梏天下人之手足”
，即使有“能治之人”也无能为力。　因此他主张要立公法而废私法，并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④的观点，把法治摆在人治之上，认
①原臣》②《原君》③《置相》④《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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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君主也要依法行事，这可以说是君主立宪制思想萌芽的反映。黄宗羲重视民意的思想，还表现在他主张把原来属于清议场所的学校，变成有点类似近世的代议机关。　他认为“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
，更重要的是对君主能起到舆论监督作用，做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
①。　在封建社会中，当然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而黄氏却要天子公其是非之权使归于学校，这无疑对专制君权是一场挑战。黄宗羲不但要把学校变成监督朝政的舆论阵地，并且还要形成制度。　按照他的设计，中央的太学祭酒（相当于校长）要由当世大儒充任，每逢“朔日”
，“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在地方则每月朔望由“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
，“师弟子各以疑义相质难”。
对“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
②。这样太学和郡县学就变成教育兼检察机关，对各级政府的政事缺失有一定的督察权，可以“直言”
、“纠绳”甚至“号于众”
，即向群众公开宣布。黄氏这种设想对近世代议制度的形成，会起到有益的启示作用。总的来说，黄宗羲生活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时代，农民起义、市民暴动的政治风云，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历史陈迹，促使他对当时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不能不作出深
①《学校》②《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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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反思。　他总结过去，展望将来，虽然由于阶级和时代局限，不能明确看到社会变革的前途是走向资本主义，但多少已有一点朦胧的感觉。　他从职、权、责的角度来批判封建君权，并提出一些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对近代君主立宪运动是有所启迪的，如对康梁主张的维新变法，确是起到先驱的启蒙作用。　但要说此书类似“人权宣言”
，则未免夸大，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来看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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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学
这是借反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而形成的一股“经世致用”
思潮。　下面主要涉及三人。王夫之（公元１６１９—１６９２年）
，字而农，号船山。他在理与气、道与器、动与静、知与行、理与欲等的相互关系上，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展开了全面的批判。　他的思想体现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发展的最高峰。　但他的这些思想是不是已经具有近代启蒙思潮的意味，却是见仁见智。方以智（公元１６１—１６７１年）
，字密之。　他特别关注事物的运动与变化。　他在前人气一元论的基础上引进“火”
这一概念，就是为了揭示万物所以运动变化的“生机”。
他的“合二而一”
说，表明了他对矛盾的对立与同一的认识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戴震（公元１７２３—１７７年）
，字慎修，又字东原。他着重讨论理与欲的关系。他激烈批评程、朱、陆、王思想的禁欲主义倾向为“以理杀人”。
他确认，理存于欲中，人君治国的基本要求就是“体民之情，遂民之欲”。
显然，戴震的这些观点，即使还不具备近代的意味，也反映了时代进步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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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的著作都很多。王夫之的代表作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思问录》、《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等；方以智的代表作为《东西均》、《药地炮庄》等；戴震的代表作为《孟子字义疏证》。
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