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对抗》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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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我们要想摆脱由“反常”
这种说法所引起的偏见，如果我们试图客观地分析幼儿性欲究竟本质上是什么东西的话，我们就必须重新回到关于幼儿性欲的定义上来。幼儿性欲是对快感的追求，这种快感是经由人体任何器官的活动而获得的。在这样的定义下，我们的所有欲望，我们存在的终极本质，便不过是通过人体的活跃的生命活动所获得的愉快。
如果我们再审视一下幼儿性欲中种种“反常”成分的特殊性质，我们便能更清楚地看出这正是弗洛伊德的意思。这些“反常”成分包括来自触觉、视觉和肌肉活动的快感，甚至包括对痛苦的渴望［１５］。因此，当弗洛伊德在其后期著作中增加了“生命本能”这一术语作为同义词来指称他在其他场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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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性本能”
、“爱欲”
、“里比多”的那些东西时，他的观点是前后一贯、始终不变的。弗洛伊德对人的终极本质的看法，与威廉。布莱克（ＷｉｌｉａｍＢｌａｋｅ）的看法并没有什么不同。布莱克曾说：“能量便是唯一的生命，能量来自肉体……
能量是永恒的欢乐。“
［１６］就像在压抑理论和无意识理论上一样，在里比多理论上，弗洛伊德也并没有发明出什么新奇的东西，而更多地是以理性的科学的方式把握住了某些直觉，这些直觉在现代思想史和浪漫主义时代曾一直缠绕着诗人和哲学家的想象力。
弗洛伊德和布莱克是在断言：我们存在的终极本质在无意识中始终是秘密地忠实于快乐原则的。这种说法无异于对我们西方道德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心理假设提出质疑。两千年来，一种体系化制度化的努力一直在把人变成一种苦行禁欲的动物。
然而人却始终是寻求快乐的动物。
父母的管教约束、宗教对肉体快感的恫吓、哲学对理智生活的推崇，所有这一切仅仅在表面上使人变得驯顺；而在暗地里，在无意识中，人始终是不相信这一套的（正因为如此，人才变成了神经症动物）。
人始终不相信这一套是因为他在童年时代尝过生命之树上的果实，他知道它的美好滋味，他永远忘不了它的美好滋味。
弗洛伊德同时也是在断言：尽管两千年来的教育一直要人们相信人本质上是一颗灵魂，它追求囚禁在肉体中的神秘而偶然的理性，但实际上，人却始终无可救药地冥顽不灵，并且始终暗自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肉体。我们受到压抑的欲望并非空洞地追求欢乐，而是具体地追求我们的肉体生命在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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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实现时所产生的欢乐。在弗洛伊德认为至关重要的童年早期阶段，儿童还不能区分其灵魂与肉体。
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他们自己便是自己的理想。
［１７］儿童同样也不能区分自己身体的哪一部位具有更高级的功能或更低级的功能——而这种区分对于文化，对于现实原则，对于生活中的严肃事业却是基本的。儿童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获得羞耻感——而根据圣经故事，正是这种羞耻感把人类逐出了乐园，假若他要重新回到乐园，他便需要放弃这种羞耻感。
［１８］神经症症状，以及这些症状之固着于种种变态行为和下流行为，显示出我们存在的无意识本质拒绝接受肉体与精神的二元论哲学。
这样，弗洛伊德关于幼儿性欲的学说，如果给以正确的理解，便本质上是对儿童时代的天真无邪这一宗教主题和诗歌主题的一种科学改造和科学陈述。弗洛伊德当然既不主张回到这种天真无邪的状态，也不认为这种返回是做得到的事情。他不过是说，童年时代始终是人的不可摧毁的向往。他的悲观主义最终便建立在无法知道这种向往如何能与人的另一种同样深刻的追求——对文化和文化进步的追求——相调和之上。就此而言，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弗洛伊德是以绝对的严肃态度采纳了耶稣的这一说法：“除非你变成幼小的孩童，你便不可能有希望进入天国。”
作为一种宗教理想，儿童时代的天真无邪业已起而抵抗理性神学传统的同化。圣弗兰西斯（ＳｔＦｒａｎｃｉｓ）
和雅可布。波墨（Ｊａｃｏｂ
Ｂｏｅｈｍｅ）
这样的神秘A主义者和异端分子曾使基督的这一理想成为他们自己的理想。布莱克和里尔克这样的诗人曾确证过这一理想的世俗有效性。卢梭曾试图以哲学的理性的术语来把握这一理想。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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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伊德则把它表述为科学心理学的不可缺少的基本公理。
这一童年概念使弗洛伊德能够把握住人类活动的基本形式——这是具有世界范围的活动形式，它超越了听命于现实原则的经济活动和生存斗争。儿童一方面追求快乐，另一方面则十分活跃；他们的快乐即寓于人体的活跃的生命之中。
那么，这种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从人生严肃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从现实原则中解放出来的活动模式究竟是什么呢？
答案是：童年时代的游戏。
［１９］
弗洛伊德所指的并不仅仅是传统上习惯地被认为是儿童游戏的那些活动，他同时也对他坚持认为是性行为和性反常行为的那些儿童活动（吸大拇指是其原型）进行了结构上的分析。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在早期阶段，儿童不可避免地总是把自己的身体作为自己的性对象；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抚玩自己的身体并以此作为一种游戏。这种活动是受快乐原则而不是受现实原则支配的，游戏是这种活动的本质特征。
游戏“是无目的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有意义的”。
［２０］如果我们说游戏是具有爱欲性质的活动方式，其意义也仍然一样。
游戏在生命的欢快中把人与其所爱对象结为一体，就像在正常成人的生殖器性行为中游戏所发挥的作用一样。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我们存在的终极本质是具有爱欲性质的，它需要按照快乐原则来行动。
这样，弗洛伊德便把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所得出的著名结论放进了他的科学之中。
这结论是：“人只有在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时候才游戏；而只有当他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完全全是一个人。”萨特则从另一角度说：“人一旦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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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是自由的并希望运用自己的自由……此时他的活动便是游戏。“
［２１］萨特之所以欣赏游戏这一概念是因为他关心着存在的自由；席勒之所以欣赏游戏这一概念是因为他关心着人的审美天性。但是在基督教宗教传统的思想框架之中，在笃信基督教救赎观念和肉体复活观念的文化氛围中，例如在新教神秘主义神学的源头雅可布。波墨那里，人们的思想也同样能够到达游戏这一概念。
下面一段话引自布林顿（Ｈ。Ｈ。
Ｂｒｉｎｔｏｎ）
：［２］
通过使意志优越于理智，波墨的体系很难给ｓｕｍBｍｕｍｂｏｎｕｍ①——它是一切行动的最后目标——的性质下一定义。意志的本质是有目的的行动，然而这一行动却是由匮乏和需要发动的，这样我们又怎么可能使行动成为最后的目标呢？波墨的回答是把完美的状态称之为“游戏”。生命在游戏中充分而完满地表现着自己，从而游戏作为最后的目标意味着生命本身有其内在的价值……当波墨说上帝的生命就是生命本身的时候，他是把生命视为“游戏”。
……亚当本来应该满足于在乐园中与大自然游戏。
“就像上帝游戏于这个外在世界的时间一样，内在的圣人也应该在这个世界所显示出来的上帝的奇迹中，游戏于这个外在的世界，并从所有一切各从其性的造物中开启出神圣的智慧来。”
当这种游戏变成了严肃认真的事情时，亚当便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