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论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第15章

历史处于苦无出路的时期，生活受到官僚主义陈规陋习的顽固束缚，建设性社会活动的可能性范围就会缩小，富有创造性的人就会产生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压抑感。为了实现自己的潜力，他们或是走上革命斗争道路，但是这种可能远非随时都有，因为这也要有一定的社会和个人前提；或是不得已而消极避世和自我排解，以此来寻求出路。
也许，最好的胜利——对时间和对向往，就是做一个过客，不留痕迹，做一个过客，不留影子在四面的墙壁……
①引文据德。巴利，Ｔ。
Ｗ。
：《明末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载《明代的自我与社会》一书，纽约—伦敦，１９７０，第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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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就是以退为进？从镜面泯没？
就象莱蒙托夫在高加索周游，不惊动岩石沟壑①。
在欧洲文化中，象茨维塔耶娃在流亡诗中表现的这种情绪，一般产生于苦闷绝望的关头而大多为时短暂。
而在东方，由于社会暗哑时期往往长达百年，文化形成了处世标准上的退避反应：退避生命本身（自杀）
，退避社会生活（出家）
，退避社会生活引起的苦恼、绝望（直观“无为”）。印度哲学家经常重复这个思想：最伟大的人物都是终生默默无闻的，这不是偶然的。例如，维韦加南达认为，尽人皆知的佛陀和基督不过是二等英雄，更伟大的人物往往鲜为世人所知，他们无声无息地度过一生，与世无争，一无所求，因为他们知道思想的真正价值②。
东方文化在区分外在生活即官方生活和内在生活即精神生活的基础上，提供了许多按照不同的行为标准待人处世的范例。例如，８—１２世纪的一些兼为朝廷命官的中国诗人，实际上就是按照两个不同的精神尺度生活的。他们在公职活动中是诚心诚意的儒家信徒，在个人生活和艺术创作中是道家信徒或佛教徒③。宋
①《茨维塔耶娃诗集》，２卷本，莫斯科，１９８０，第１卷，第２４５页。
②参见维韦加南达：《羯磨－瑜珈》，彼得堡，１９１６，第７章。
③参见马丁诺夫，Ａ。
Ｃ。
：《佛教和儒家：苏东坡（１０３６—１１０１）和朱熹（１３０—１２０）
》，载《中世纪中东亚各国的佛教、国家和社会》一书，莫斯科，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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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诗人苏轼（号东坡）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他作为一个高级官员，显然真诚地宣传了儒家的自我完善和治人原则，并曾尝试改革弊政等等。但是，他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他在《论晁错》中写道，“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
道家和佛教的直观哲学强调，一切暂时的事物都是渺小的和不真实的，人生的真谛和安慰是收心内省。
本书主要是根据欧洲材料考察个人和“自我”感这两个概念的历史演变，下面让我们把“欧洲”人的范式同日本人的范式作些比较。
为什么用日本作比较呢？因为日本既已形成高度发达的文化，而日本社会又不可谓“不发达”
、“无活力”或“无差异”。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关于日本的民族性格已经有很多专著研究和描述（包括日本人自己写的）
，因此有案可稽。
日本人的模式有什么特点呢？
近代欧洲人的模式肯定人的自我价值、统一性和整体性！
“自我”的分散性、多重性在欧洲被认为是一种病态的、不正常的东西。日本的传统文化强调个体的依附件和个体对一定社会集团的从属性，偏重于把个人看作多重身分即若干不同“义务范围”的总和：对天皇的义务，对父母的义务，对恩人的义务，对自己的义务。
欧洲的哲学伦理传统重视个人整体，认为个人在各种环境下的行动是同一个本质的表现。在日本，对人的评价一定要联系评价对象——行动的“范围”。
“日本人避免从整体上评价一个人的行为和性格，而把他的行为分为各自独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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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的规律和道德规约的一些方面。“
①欧洲思想家力求“从内部”解释人的行动：一个人的行动是出自感激之情，还是出自爱国主义、出自私心等等，亦即在道德层次上把决定作用赋予行动动机。在日本，行为是从一般规则、准则中引导出来。重要的不是人为何如此行事，而是他是否按照公认的义务等级次序行事。
这些差异自然与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有关。日本的传统文化是在儒家学说和佛教思想的强大影响下形成的，是非个人主义的。在这种文化中，个人不是一种自我价值，而是出自个体对家族和共同体的从属性的各自分立的各种义务和责任的纽带。
如果说欧洲人是通过自己与他人的区别而认识自己，那么日本人就只能够在“我与他人”不可分割的系统中使自己获得实现，自己就是“自己的部分”或“自己的一份”
（“自份”）。
后者不是抽象的实体性“自我”
，它存在于个人的外层、个人与他人的具体关系之中。因此，日本人没有“内在”和“外在”之分以及由这种区分派生出来的“过失感”与“羞耻感”的对立。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吉克特女士曾经提出日本文化属于外向“羞耻文化”的说法，认为这是不同于西方内向“过失文化”的文化。然而，根据心理学测验的结果，日本人似乎比欧洲人远更内向，而且这同日本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也是一致的。
①奥夫奇尼科夫，Ｂ。
：《一枝樱花》，莫斯科，１９７１，第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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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语文学家守丈二曾把欧洲的个人类型比作带壳鸡蛋，把日本的个人类型比作无壳鸡蛋。
“带壳鸡蛋”的“外壳”有硬度而无弹性，其蛋心有蛋壳保护而不易破坏。可是外界的压力一旦超过容许的限度，鸡蛋顷刻就会破裂。由于蛋心包在蛋壳里面，每一个鸡蛋都是一个单个对象，可以单独在空间移动，可以享有自己的名字。灰尘落于光滑的蛋壳表面不能渗入，容易擦拭。根据表面无从看出鸡蛋完好或损坏，但是蛋壳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鸡蛋遭受污染。与此相反，“无壳鸡蛋”柔软而有弹性。它没有蛋壳保护，比较容易破坏，但不是由于突然袭击，而是由于逐渐受到外界的压力。这种鸡蛋比较无定形，因而也无法单独命名，只能装在容器中移动。它容易沾染灰尘而又不易去除；但是，它一旦发腐，很容易透过表层胶膜发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人（“硬性人格”）的内在世界和“自我”
是一种摸得到的实在，而他的生命就是他实现自己原则的战场。
日本人则远更关心保持自己“柔性的”认定性，以此来确保自己的集团从属性。价值系统因此也有所不同。无“壳”的个人比较容易改变形式，适应形势，但是，只要压力减轻就会复原。从众心理，也就是希望“象大家一样”
，在日本从来不被认为是一个弊病。日本人认为，幸福就是使生活的外在形式同周围人们的观点和评价相一致。这同日语“幸福”一词的词源学也正相符（“幸福”——“仕合セ”——W派生于动词“为”——“做”——和“合セ”——W　X　W“合”
、看齐“
、“适应”）。
“无自”的观念也同“合セ”——X“适应对方”这个概念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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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拥有十分丰富的情感词汇，但是日本人并不相信口头交往，认为言语妨碍真正的相互理解。据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说法，真情不在言辞，而在意会。
所以毫不足怪，对比十一个不同民族（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土耳其人、黎巴嫩人和班图人等等）的六岁、九岁和十四岁孩子的调查材料，对于“你是谁？”
“你还希望做什么人？”
“你对自己还有什么想法？”这几个问题，日本孩子的回答同其他孩子相差悬殊，他们使用自我特征描述的用语最少，而这同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