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望书》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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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8月，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市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在这次会上，清华大学林徽因教授提出：“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保护旧的是为新建筑保存优良的传统”，“北京9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除了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她认为，对北京这样一座文化古城，民居建筑的保存也是重要的方面：“艺术从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梁思成先生在发言中指出：“北京市的发展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一定要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的城市风格。有些单位，如公安、交通、经济部门考虑存在片面。”“在保护古建筑工作上，首都应起示范作用，慎重是必要的。”他还搬出了“老大哥”苏联的经验，提出“莫斯科建设中，古建筑在原则上尽量保存下来”，他以“土地私有”讥讽破坏文物建筑的行为：“北京市各机关好像有土地私有的观念，在他们的范围内爱拆爱建，一点也不考虑整体。”
在听了专家们发言后，吴晗作答：“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认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显然，他此时不是以专家，更是以北京市领导的身份说这番话的。征求专家意见，从来就不是科学或学术的讨论，更多的隐含着“政治”命题，其严肃和防范，使许多人噤若寒蝉。
会后，由北京市政府和文化部文化事业管理局等部门共同组织了联合调查小组，对北京城区的牌楼及其他一些古建筑进行了调查。最后对牌楼作出了保、拆、迁三种处理方式，即在公园、庙坛之内的可以保留下来，大街上的除了成贤街和国子监的4座外，全部迁移或拆除。
1955年，建筑界对“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建筑思想”开展了批判。（《中国建筑史·后记》）
吴晗是一位“与时俱进”的领导兼历史学家。
10年后，我们还会看到，另一位不懂历史但懂得观察政治风云的“文学评论家”姚文元，瞄准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箭中的。吴晗副市长还是被急驶的“时代列车”抛了下来，而且这一摔，就再也没有起来。
东西长安街上的两座牌楼似乎是幸运的，1954年被拆除后，周恩来指示迁建于陶然亭公园。“文革”中有人报告江青，听说是周恩来指示重建，便下令以“破四旧”名义又一次彻底拆毁，这次可是片石无存。
位北京阜成门内的历代帝王庙前的牌楼，是北京规格最高的牌楼之一，四柱三门式。牌楼一共两座，庙的大门与牌楼之间有条小街，街很短，叫景德街。过去只供祭祀的皇帝和官员使用。平时行人得从历代帝王庙最南端的影壁外绕过。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回忆说：“拆除历代帝庙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名为拆迁，但事先并未落实迁建地点，拆下一堆料后来也不知去向；大高玄殿前原有两个习礼亭，习礼亭与故宫的角楼相仿，比角楼还漂亮，也被拆了，说是拆迁，但拆到哪儿？没定下来，也是拆下一堆料，后来不知去向，没准在‘文革’中当成柴火烧掉了。”图片2－06
据《大清会典图》记载，历代帝王庙“前门正中石桥三座，桥南护以朱栅”，与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相仿。拓宽街道时，这三座汉白玉石桥也被拆除了。于是，大街从庙正门外取直通过，原本浑然一体的建筑群被分割成两个部份，30多米长的建于明代的宏伟壮观的影壁，孤零零地留在了街南。
我在中央党校进修时，同班有一位北京市西城区的领导。他盛情邀请我们到西城区参观，其中有近年来投巨资修缮一新历代帝皇庙。他说，这座庙因被一所中学当校舍，大殿当时作学校的“室内体育馆”。景德崇圣殿两侧有4个御碑亭。正东的碑亭学校用作老师办公室，他们的办公桌，都摆在螭首龟趺和乾隆石碑的四周，所以重檐歇山式的碑亭也保持完好。当我们走出历代帝皇庙时，又不禁想起庙前曾有过的两座牌楼。这两座牌楼是北京造型最好，雕作最为精致的牌楼之一。记得梁思成教授曾说，从这两座牌楼的东面望去，有阜城门的衬托，晴天时还可以看到西山，特别美，尤其是傍晚落日时分。为争取保留这两座牌楼，他还给周恩来总理写信。
也是黄昏。
当我站在街边，向西望去，不远处，白塔寺因迎奥运而正在修复。嘈杂的市街，车流拥堵，阜城门立交桥那边，耸立着一幢幢高楼。尽管一夜大风，天依然是灰蒙蒙。不见西山。我想起梁思成先生的话，邈远得已如同隔世。至于城市，是不是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的历史风格？——半个世纪后，仍然没有破题。
北京不相信眼泪。
50年的风云变迁，你能一眼望尽么？
无疑，城市交通道路需要发展，城市的建筑文化也需要新的内容新的形象。但是不是双塔与北京的“所有牌楼”是否都妨碍了交通？比如汽车撞在牌楼上，是驾驶员的责任还是牌楼的责任？为何牌楼城门全都拆除了，北京的交通还是拥挤不堪呢？图片2－09，图片2－10
再比如，西四的南北街道面貌，即使牌楼拆除后，直至今天也没有多大改变。不管是双塔还是众多的牌楼，历史城区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给道路和市政建设带来异常复杂的影响。今天看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样的方法解决交通问题，并没有太大的难度。有的可用建立绿岛环岛绕行，有的可建地下汽车专用道——历代帝王庙前的景德街，即使道路从地下穿过，也只有几百米，就可使这个全国重点文物得以完整地保持下来。
可拆毁后，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三、文化的根：胡同与四合院
近年来，北京无数胡同和四合院的消失，一再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也许富人不理解穷人的心理和想法。外电称这种“义无反顾”的壮举为“文化自杀”。法国《世界报》曾用过一个醒目的标题，“让上千个曼哈顿在北京开花吧”。意思是让中国到处复制曼哈顿的高楼吧。英国《卫报》的评论更加形象：“这是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它挥舞的不是红宝书，而是拆迁令”。
除了皇宫王府庙宇，其实一个城市的文化，同样深存在不起眼的胡同和院落中。元大都城中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火巷是指直通的胡同。
春天，在英格兰绵绵的冷雨中，我来到约克郡的首府。从西北门入城，参观英国第二大教堂约克大教堂。根据导游图的所指，再去保留着中世纪风貌的古街肉铺街。肉铺街顾名思义，就是过去卖肉的地方，现在则挤满热闹的旅游商品店。窄窄的斜街，屋檐下有一排排挂肉的铁钩，街边二三层房屋渐次错落而出，以免所挂的干肉被雨打湿。看得出来，有些老屋是后来重修的。但有几幢砖木结构的房屋，门口的牌子上，准确地刻着修建的年代。我看了看，也就是三四百年前。——不管如何简陋，门框如何磨损，有这些真实的定位，城市就有了历史，有了记忆。
我不禁想起了北京的砖塔胡同。
这条胡同从元、明、清，到民国，都有文献可考，有人更称之为北京之根。砖塔胡同的东南，耸立着金、元时期的高僧万松行秀的灵塔，亦称万松老人塔。耶律楚材曾拜万松行秀为师。后来耶律楚材任元中书令，即总理之职，他随成吉思汗西征之际，万松老人曾书赠八个字：“经儒治国，以佛治心。”这对当时蒙古军队的杀戮政策，不能不是一个制约。砖塔胡同中还有鲁迅、张恨水的故居。鲁迅在这里写成了小说《祝福》、《在酒楼上》和《中国小说史略》。
就这样有700多年历史，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砖塔胡同，西段已经全部拆毁，东段也岌岌可危。
为什么不能把砖塔胡同完整地保留下来？
中国旧城建筑风貌的破坏与改变，百年之前已经开始。起初是战争炮火、经济萧条带来的荒顿败落；除去“文革”时期不说，解放后长很一段时间则是在利用改善的旗帜下进行。而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各地的领导都十分注意通过旧城“改造”，表现自己政绩，进行大拆大建，破坏范围之大速率之广空前。市政建设的发展，建筑物的新陈代谢本事是不可避免的事。但在这种大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