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没有女性》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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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什么好伪装的!妈不许我披着湿头发到处跑。’“轰炸过后,他找到了我: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指挥员。’
“我不相信他:
“‘你当我的指挥员,还不够格吧?……’
“我跟这位年轻的上尉吵了起来。这个大男孩,顶多只大我一岁。
“发给我们的军大衣又肥又大,我们穿上这种大衣,臃肿不堪,活象捆庄稼。走不成路,动不动就摔倒。开始,适合我们穿的靴子也没有。靴子不是没有,可全是男人的尺码。后来给我们换了一种靴子一—靴头是红的,靴筒是黑色厚帆布的。这下我们可神气十足了!
“我们都很瘦小,套头上装穿在我们身上,简直象条大袍子挂着。凡是会针线活儿的姑娘,就能穿合体的衣服。再说,我们还有别的要求。到底是姑娘家!司务长来给我们量身材,弄得我们哭笑不得。这时,营长过来问:‘怎么样,司务长把你们的必需品都发了吧?’司务长只好支吾着:‘量了……会发给的……’“我在高炮部队当通信兵,天天在指挥所值班,搞通信联络。如果不是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也许一直到战争结束我还会当通信兵的。得到噩耗后,我就向上级申请:‘我要报仇,我要清算法西斯欠下我的血海深仇。’我想杀人,想复仇,想开枪……虽然上级劝我,说炮兵部队的电话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电话听筒可射不出子弹……我向团长写—了申请报告,他拒绝了。于是,我考虑了一下,直接给师长写了信。师长克拉斯内赫上校来到我们团,集合起全体人员,间道:‘想当炮长的姑娘是哪一—个呀?’我站了出来。我是什么模样啊小小的个子,细溜溜的颈子,而且还挂着一支冲锋枪。枪很沉,有七十一发子弹……可以想见,当时我是怎样一副可怜相……师长看了看我,说:‘你想干什么?’我对他说:‘我想射击。’我不知道师长在想些什么。他久久地打量着我,然后猛地转过身子,走了。‘完了’,我想,‘没指望了,准得拒绝。’不料过了一会儿,团长跑过来对我说:‘上校同意了。’……
“我进行了速成训练,时间非常短,只有三个月。我就这样当上了炮长。确切地说,我被吸收进一三五七高炮团了。最初那段时间,炮声震得我从鼻孔和耳朵往外出血,肠胃痉挛得厉害……夜里还不怎么可怕,最可怕的是白天……好象飞机就冲着你飞来,直对着你的大炮飞来。而且紧跟着你不放松,要把你在顷刻间整个儿地化为乌有。这真不是姑娘们该干的事……我们先是操纵80毫米炮,这种炮在莫斯科防空战中表现出色,后来又用它去打坦克了。于是又配给我们37毫米炮。我们当时在尔热夫一线,那儿战斗相当激烈……春天,伏尔加河上的冰破了……你猜,我们瞧见了什么?我们看到河上漂浮着一大块冰,冰块上有两三个德国鬼子和一个俄国士兵……他们死的时候还互相紧紧抱在一起,然后在这块冰上冻住了,这块冰整个儿地成了血红色。你们想想吧,伏尔加母亲河遍体都被血染红了……
她正说在兴头上,突然叹了口气,不说了。她解释道:“我讲不下去了……让我歇一歇吧,……太难受了……萨莎常常劝我服上两片镇静药片,这样我才不致于大哭大叫……
“听瓦丽娜讲这些,我想起了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亚历山得拉·费多洛夫娜开始说:“特别有一件事,使我们大家极为震惊。我们听说,有一位老年妇女,每天都打开窗户,用小勺子向马路上泼水,一次次,越泼越远。起初人们以为:‘哦,她大概神经不太正常。’在围困期间无奇不有,可是人们到她家去,才弄清是怎么回事。你们听听,她是怎么说的:‘如果法西斯进了列宁格勒,走在我们的大街上,我就用开水浇他们。我老了,再不能干些什么了,可我能这样,拿开水来烫死他们。’她这是在演习……这是个颇有点书呆子气的老妇人。我直到今天还记得她的模样。
选择了她力所能及的斗争方式。你们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形吧……敌人就在眼前,纳尔弗城门一带正进行战斗,基洛夫工厂的车间每天遭到扫射……人们在似乎是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仍在想方设法眼敌人斗争,这种事例太多了。这种精神特别感动人。”
“我从战场上回来,成了残废,”瓦莲京娜·帕甫洛夫娜继续讲她自己的经历,“一块弹片击中了我的脊背。伤口不大,可是我却一下子被掀到远处的一个雪堆里。我本来就一连几天没能烤干自己的毡靴——不是缺少柴禾,就是轮不上我烤火。因为炉子太小,而围着炉子的人又很多。结果等我被人发现时,一条腿已经冻坏了。幸亏我在被雪埋住时,还能呼吸,于是在雪堆上形成了小洞洞,被军犬发现了。它们扒开雪层,把我的棉帽交给了卫生员。我的死亡通知书都填好了,——每人都有这样的通知书,人一死,通知书便寄给家属。人们把我从雪里挖了出来,放到帆布帐篷里,我穿的一件短皮袄浸满了血……可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的腿……
“我在医院里躺了六个月。医生想把我的那条腿截去,从膝盖以上锯掉,因为我已经开始患坏疽病了。这时我稍微恢复了神智,不愿意作为一个残废人活下来。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谁还会娶我?既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在生活中纯粹是个包袱。谁会要我,废料一块我决心上吊自杀……我请求卫生员把小毛巾换一条大的……在医院里,大家都爱逗我;‘这里有个老奶奶,老奶奶躺在这儿。’因为医院院长第一次见到我就问:‘哟,你多大岁数啦?’我马上回答他:‘十九岁……快满十九岁了……’他开玩笑说:‘嚯不年轻,真是不年轻了,已经这么大把年纪了……’“卫生员玛莎大婶也常常逗我。她对我说:‘我会给你大毛巾的,再说你快要上手术台了。不过我还得监视你。姑娘,你的眼神我可不太喜欢。你是不是在动什么坏脑筋呀?’我没话可说……可是,我看到这件事倒是真的:他们要把我送到手术台上去了。我不知道上手术台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一次也没有开过刀,可我却以为,我的身子将被割得支离破碎。于是我把大毛巾藏在枕头底下,想等没人的时候,等大家都睡熟的时候自杀。床架是铁的,我打算把毛巾系在铁床上上吊。可是,玛莎大婶整夜寸步不离地守着我这个年轻姑娘。直到天亮,她哪儿都不去……
“我的住院医生是个年轻的中尉,他找到院长,请求道:‘让我试试吧,请批准我试试看……’将军院长对他说:‘你想试什么?她脚上—个趾头已经变黑了,小姑娘才十九岁,你我要耽误她性命的。’原来,我的住院医生反对手术,他主张用另一种方法,在当时是一种新方法。就是用一根特制的针把氧气注入皮下,用氧气供养肌肉组织……反正我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医科学生……
“这位年轻的中尉终于说服了将军。这样他们才没有锯掉我的腿。他们开始用这个办法给我治疗。过了两个月我竟然可以走路了,当然,得拄着拐杖。两条腿就象软绵绵的破布条,一点儿都撑不起身子。明明能看见两条好端端的腿,就是没有丝毫感觉。后来我又学会了不用拐杖走路。别人对我说:你这是捡了一条命啊。从医院出来,按规定得休养。可是我怎么休养?到哪儿去休养?去找谁呢?我只好回到自己的部队,回到我的火炮旁。我在那儿入了党,当时只有十九岁……
“我是在东普鲁士迎接胜利的。已经连续安静了两天,谁都不开一枪。这天深夜,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我们今都跳了起来。紧接着便听到人们在欢呼:‘我们胜利了!敌人投降了!’其实,敌人投降不投降,这对我们无所谓,拨动我们心弦的,是胜利:‘战争结束了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开始放枪,手上有什么枪就放什么枪:冲锋枪,手枪……后来连大炮也放起来了……有的人抹泪水,有的人手舞足蹈,大声叫喊:‘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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