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没有女性》第8章

姑娘们个个都沉着脸……”
经过了六个月，或者是三个月的训练，她们有的获得了护士证书，有的在狙击学校、航校或工兵学校学完了速成训练大纲，于是她们便加入了狙击手、飞行员和工兵的行列。她们拿到了红军证书，但还远不是军人。所有这些都只能证明她们经过了学校学习，她们有这方面的学问，但还没有经过战争和前线的考验。战争和前线对她们来说还只是书本印象，往往是些稚气十足的概念。
兵役委员会接受了一批杰出的战士。有些土兵被派往游击队去工作，可是却有人问：“到了那儿，我怎么给莫斯科的妈妈写信呢？”
维拉·弗拉季米洛夫娜·谢瓦尔德舍娃（上尉，外科医生）说：
“那年秋天，我被召到兵役委员会。一位上校问我：‘您能跳伞吗？’我承认我害怕。他把空降兵的待遇夸了一大通——服装漂亮不用说，每天还有巧克力吃。可是我从小就害怕登高。于是他建议：‘那我们把你派到游击队去吧。’‘到了那儿，我怎么给莫斯科的妈妈写信呢？’他最后只好用红铅笔在我的派遣证上写道：‘去草原方面军……’“在火车上，有个年轻的大尉爱上了我。他整夜待在我这节车厢里不走。他在战争中身心受到很大创伤，多次负伤。他反复打量着我，说：‘小维拉，您可千万别灰心丧气，不要学得粗暴。您现在多么温柔……我可是什么都见识过了……’“我和女伴走了一个月，总算到了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第四近卫集团军。我们一到，主治外科医生便出来了—会儿，看看我们，然后把我们带进手术室说：‘这就是你们的手术台……’救护车一辆接一辆开来，还有‘斯杜捷别克’牌重型汽车。伤员有的躺在地上，有的睡在担架上，我们只问了一句：‘先救谁？’‘先救不吭气的……’过了一个小时，我已经上手术台工作起来了。一直做下去……一连做几天几夜手术，稍稍打个盹。然后很快揉揉眼，洗洗脸，继续做。真累啊，累得饭都不想吃。
“我们在士麦林卡车站遇到非常猛烈的轰炸。铁路停运了，我们也四散跑开。我们的一位副政委，昨天才切除　阑尾，他今天已经在跑了。我们在森林里坐了—整夜，躲着飞机。可是，火车已经被炸成了一堆废铜烂铁。清晨，德国飞机又超低空飞行，仔细搜索树林。我们还能躲到哪儿去呢？又不能象田鼠一样钻到地里去。我抱紧一棵白桦树站牢：‘哦，我的亲妈呀！……难道我就这么死了吗？要是我能活下来，我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后来我无论对谁讲起我怎样紧抱着白桦树不放，都引起一阵嘲笑。其实，我当时真说不定会倒霉的，不是吗？我直挺挺站着，白桦树树干白闪闪的……
“我是在魏纳市迎接胜利日的。我们到动物园去玩了一趟，一直渴望去。本来我们也可以去参观集中营的，但我们不愿意……”
野战洗衣队的列兵靳维特兰娜·瓦西里耶夫娜·卡泰希娜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家里一共三口人：妈妈，爸爸和我。父亲是第一个上前线的，妈妈想跟父亲一道去。她是个护士。可是父亲去了一个地方，母亲去的是另一个地方。我那时只有十六岁，人家不愿意要我。我就—遍又一遍地往兵役委员会跑，磨了一年多，总算把我收下了。
“我们坐了好长时间的火车。和我们在一起的有从医院返回前线的战士，他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他们给我们讲前线的故事，我们坐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听人说，我们会遇到敌机扫射，于是我们就坐着，等着；那么，敌机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扫射？于是他们说，这样吧，我们一块儿去关照—声，就说我们已经全都过了扫射关了。我记得有个战士，对了，是个大男孩，军装上佩着—枚崭新的勋章。我们一点儿也想象不出他们是怎样经历战争的。不料，没有派我们去握枪杆子，而是叫我们去洗衣做饭。姑娘们全是我这个年龄，参军前父母十分宠爱我们。我是家里的独生女，而在这里我却要搬柴草，生炉子。最后我们还要把炉灰收起来，放到锅里代替肥皂，因为内衣很脏，有虱子……”
最难熬的是刚到前线的那几天、那几周和那几个月因为人们还保留着原先和平生活中的感情和习惯，所以心情是格外的恐怖，格外的反常。战争本来就使得一般人痛苦不堪，何况她们这些被父母溺爱、心疼、老是当娃娃看待的小姑娘呢？列宁格勒的索菲亚·康斯坦丁诺夫娜·杜布尼亚科娃把这种姑娘叫做“屠格涅夫笔下的娇贵少女”。这—比喻点出了一个女人的天性与她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感受体验和耳闻目睹所产生的全部矛盾——姑娘们在战争中变成了另一种人，有着不同寻常的热情、不同寻常的听觉和眼力。
索菲亚·康斯坦丁诺夫娜·杜布尼亚科娃（上士，卫生指导员）：
“我们听人说，头部和腹部的伤是最重的。于是每当遇到轰炸和扫射，我们就拼命把肚子和脑袋藏起来。我们在一辆破烂汽车旁边拣到一个司机坐垫，便用它挡身体，再把脑袋垫在膝盖中间……
“至今我还记得我救护的第—个伤员。我常常想起那张脸…·他是大腿根附近开放性骨折。您想想，骨头都戳了出来，伤口稀烂，肉全都翻到外边。我虽然从书本上知道该怎么处置这种伤，可是当我爬到他跟前时，我支持不住了，恶心得直想吐。突然，我听到了说话声：‘小护士，给我点儿水喝……’这是那个伤员在对我说话。（我到今天还记得这情景。）当他说出这句话时，我突然冷静下来了。‘唉’我想：‘好一个屠格涅夫笔下的娇贵少女人家受伤都要死了，而你，这温柔的造物，还恶心呢……’我赶快打开急救包，给他包扎伤口。我逐渐镇静下来，提供了我力所能及的战地服务。
“我现在常常看一些战争影片：护士上前沿阵地，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千干净净，不穿棉裤，只穿一条小短裙，小船形帽，凤尾发型……唉，太虚假啦！……难道我们这样子还能去背伤员？……周围清一色都是男人，你怎么能穿着一条短裙这样爬来爬去。说实话，只是在战争结束时，上级才把裙子当作盛装发给我们，也只有在那时，我们才领到了针织品内衣，而不再穿男式的粗布衬衣，我们真是欣喜若狂，为了能让人看到我们里面的内衣，我们就把套头军装前面的扣子统统解开……”
明斯克人安娜·伊万诺夫娜·贝丽娅（第四十八集团军老战士）回忆说：
“我们遇到了空袭。人们全都跑到沟里。我也拼命地跑，忽然听到有人在呻吟：‘救命……’而我还在继续跑……过了一会儿，喊叫声又传到我耳朵里，我这才突然感到了肩上救护挎包的份量，以及……一种负疚感。恐惧被扔到了九霄云外我扭头又跑了回来：原来是一个受伤的士兵在呻吟。我立刻冲上去为他包扎，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
死者，别人也许早已司空见惯，而骑兵连卫生指导员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柯尔日却吓得够呛。这个当时只有十七岁的姑娘对此终生不忘：
“在战争中我曾想过：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而事实上好多事情都被我逐渐淡忘了……可是有一幅景象我连细微末节都记得清清楚楚……一个十分年轻的漂亮小伙子被打死，躺在地上。我以为他会得到隆重安葬，但人们只是把他抬起来，送到了一片榛树林里，草草挖了个坟坑……既没有棺材，也没有任何仪式，就把他放进坑里了，然后直接盖上了土。阳光是那么强烈，照晒着他……那是在夏天，连遮太阳的篷布也没有，毫无陪葬，只好让他穿着身上现有的军装和马裤。好在他的服装还是崭新的，显然他刚到前线不久。就这样把他安葬了。坑很浅，刚好够他躺进去。他的伤口不大，却是致命伤——在太阳穴上，血也流得不多。他躺在那儿，就跟活着一样，只不过是脸色苍白。
“扫射之后便开始了轰炸，有一颗炸弹落到弹药箱上，弹药又向四面八方爆炸……飞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可死人总得埋啊但我们在那种处境里怎样埋葬死者？只好在附近，在我们所待的掩体跟前，挖个坑，把他埋掉就得。只留下一个土堆。不用说，只要是德国人紧跟过来，或者开来汽车，坟头会立刻被压平，成为普普通通的平地，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我们经常在树林里掩埋战友……就在那些橡树底下，在那些白桦树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