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74章

，人们普遍期望社会进步和革命，期望民主重建和复兴。
在法国，以萨特、梅洛—庞蒂和西蒙。德。波伏瓦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对此抱乐观态度，并且充分确信自己能对社会自由的运动作出重要贡献，认为自己的理论能在塑造西方社会的政治未来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４０年代中叶，萨特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确定知识分子的作用。在１９４７年，萨特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它们后来收集在《什么是文学？
》中。萨特是１８世纪含义上使用“文学”这个词的，即包括哲学、历史和文学。依据二战造成的毁灭性后果和人们对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渴求，萨特重新考虑了写作的本性和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作用。由于知识分子为战争所吞没，知识分子就不能在哲学和美学的真空中写作和思考，而是要把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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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２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作当成行动，这样的知识分子算是“介入”了政治活动。
“知识分子并不简单地是解释世界，而且还能影响和改变世界”
，在《什么是文学？
》中，萨特用《存在与虚无》的哲学术语作出了论证：写作是一种行动，行动揭示了存在。
萨特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作家只与某些阶级集团打成一片，站在这些集团的立场上来审视和把握种种问题，如巴尔扎克代表君主主义，福娄拜代表资本主义，左拉代表民主主义。而在无产阶级社会里，作家则捍卫一切利益。萨特对无产阶级作家的理解符合福柯对普遍知识分子所作的界定。
作家是全人类的代言人，是人类自由和价值的伟大代表。
介入政治事件的作家必须完成三个任务。首先，实事求是地估价听众，估价那些理解力较差的集团（工人、农民、基督徒等）
，以便对症下药，治病救人。其次，寻求影响实际读者的途径和大众媒介，要把分散的、志向不同的听众转变成公众、读者、听众的有机统一体。只有作为公众，听众才能从被动和孤立转变成主动和团体的政治有生力量。最后，把精神共同体转变成真正的共同体。作家创造了公众，知识分子塑造了革命大众，观念塑造了现实，这就是普遍知识分子的基本假定。从萨特用来谈论他与公众的关系的短语中，我们就能看出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权力：“知识分子牵着读者的手，直到他们能看见为止”
、“我们必须提醒他们”
、“让我们教会他们”
、“让我们引导他们”等等。
萨特的理论存在明显的矛盾和局限性。首先，一方面他坚持认为所有个体在本体论上都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又说只有知识分子才实际上是自由的。其次，他没有从认识论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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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９９２
来验证知识分子的优先地位、知识分子的代表性。最后，由于民众力量从来没有机会发表言论，因此人们从未知晓知识分子的见解是否正确。
类似萨特，福柯也把知识与权力、知识分子与意志联系起来了，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反对萨特般的普遍知识分子，以赞成特殊知识分子。具体说来就是把分析的层面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境遇中（在其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实践中与听众密切结合起来，话语蕴函于行动）
，只揭示特殊境遇所固有的统治样式，而不是塑造一个“开放社会”。
福柯把两种知识分子区别开来，是很重要的。福柯的方法能用来识别存在主义知识分子定义中所固有的困难，它以尼采般的方式消弱了有关真理、写作和哲学家的传统的西方社会的假定，它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展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然而，福柯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在区分普遍和特殊知识分子时，福柯并没有分析使得特殊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条件，他并没有提及在整个社会（工厂、医院、政府部门、军队等）中传播知识分子作用的那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所发生的变化。福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持一种多元论：如果知识分子被剥夺了总体化理论，而专注于限定机构的边界，那么看来政治抗议也必须局限于个别问题、局部事件。为了支持点点滴滴的改良主义，我们必须抛弃一般的社会变革。福柯认为权力并不产生于中央集权国家，而是散见于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拒斥普通政治学。显然多元论与无政府主义密切相关。
不仅如此，福柯对普遍知识分子所作的陈述本身就是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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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遍的，他的特殊知识分子的理论是有关知识分子的一般理论。
由于否认一般理论是可能的，或一般理论是真正革命性的，福柯就不言自明地使某个境遇总体化了。
萨特通常认为权力是邪恶。福柯对此不敢苟同。他认为权力不是邪恶，权力是策略计谋，在爱情、教育等实践中，我们要避免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武断的、无益的、专横的权威带来的统治结果。
笔者以为，无论是萨特，还是福柯，都必须首先解决知识分子的合法性问题。所谓知识分子的合法性，是指知识分子要依据那些验证了特殊活动的原则进行思考。如果知识分子认为，不仅他们自己的活动需要合法化，而且所有社会角色的活动都要合法化，那么，知识分子的合法性危机就避免了，知识分子就能阐述自己的思想怎样能有助于实现自己所提出的目标。然而，由于福柯坚持所有的检验原则都同样可疑，认为任何合法性都是不可能的，因而加剧了合法性危机。
在这点上，罗蒂和德里达也持同样的看法并产生了类似的结果。罗蒂认为，依照社会实践所处的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或理论规范，社会实践无需合法化。在德里达看来，所有的人类活动只是一组早已确立起来的相当有限的可能性中的“游戏”而已。
四、权力决定论
依据福柯的权力分析，就个体偏离社会的规范、准则而言，惩戒技术的目标是规范化，即在分散个体的同时，又使自己的客体个体化。通过规范化过程，权力在社会领域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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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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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个体，规范化是权力关系的关键，权力关系创造了那些屈从于它们的人们。但福柯并没有告诉我们权力是如何产生个体的。权力产生了个体，创造了人，人是知识—权力的产物。由于认为并不存在高高在上的、处于中央地位的、发号施令的主体，由于坚持权力的确实、生产和肯定特征，福柯因此反对现代性的人类学主体主义。这种主体主义依据颁布法律的绝对主体来设想权力，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个人对权力的反应，什么时候人们接受或拒斥权力的强制性的问题。
在权力研究中，福柯不仅反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模式WN、黑格尔的主人—奴隶辩证法，不仅不满于Ｎ。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
X　E ，而且还对马克思主义表示怀疑。诚如德勒泽所言，福柯实施的理论革命不仅针对资产阶级的国家理论，而且还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马克思主义赋予国家（作为权力机构）的那种理论特权形成了它自己关于指导性的、中央化的着手征服国家权力的政党的实际想法，福柯则提出了另一种理论，另一种斗争实践，另一种策略团体XF。福柯认为，权力关系是一个“稠密网络”
，抵抗似乎并不产生变化，而是相同的重复。因此，福柯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以下看法：权力集中在统治阶级手中，被压迫阶级奋起反抗，存在着革命性变化的可能性。由于缺乏任何可供选择的乌托邦，由于没有向人们提供一种改变“永恒的、反复的、惰性的和自我重新生产的权力”的途径，从而把人们引向绝望的境地，因此，福柯的权力理论具有悲观主义的色彩。福柯认为，权力并不处于国家机构内，而是渗入较为纤细的渠道，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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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较为模糊，因为每个人都支配和处理某种权力。福柯对阶级意识、阶级利益、阶级斗争、阶级意识形态所言甚少，因为他并不相信阶级，并不相信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二元结构。
福柯指责马克思主义的权力分析总是包含“阶级斗争”
的问题，却很少注意这个短语中的“斗争”这个词。虽然马克思主义者明确坚持“军事”问题（军队作为国家、武装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