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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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尼采指的是我们关于上帝的信仰的死亡,而基督教则指的是上帝自己的死亡。显然,尼采的“上帝之死”具有上面所说的第四种含义。如果说康德成功地限定了认识论界限,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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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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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既信仰人格上帝又信仰超验上帝,那么尼采的无神论哲学则揭露了从奥古斯丁经安瑟伦到莱布尼茨的基督教新柏拉图形而上学的人神学说的悖谬之处。
尼采的上帝之死不仅反映了宗教领域内上帝信仰的消失,还特别指出了道德领域内道德价值观念的堕落和永恒不变真理的摈弃,这可从尼采发明的一则有关“上帝之死”的寓言中得到说明。它讲的是上帝因“慈悲”而窒息而死,通过老教皇与扎拉图斯特拉之间的对话表达出来:老教皇悲愁地说:“我供奉那老上帝直到最后时刻。但现在我退职了,没有主子了……我是最后一个教皇。”
“你供奉他到最后了吗?”
扎拉图斯特拉沉默许久后深切地追问:“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据人说,慈悲哽塞了他,这是真的吗?”老教皇说,“关于神的事情,我比扎拉图斯特拉更清楚……当他年轻时,他自东方来,后来他辛苦而复仇,为他的爱徒们的欢喜而自己建造了地狱。最后他渐渐耄老……衰弱地坐在墙角,恼恨于他那软弱无力的双腿,意志衰颓,倦怠于世间,有一天,终因过多的慈悲心窒息而死。”
扎拉图斯特拉插嘴说,天神的死,有各种不同的死法。尼采借最丑陋之人之口指出,上帝的这一死亡有时是一个犯罪行为的结果:“他的慈悲恬不知耻,他潜入我最最肮脏的角落。这一最为稀奇古怪的、最最令人讨厌的、最富同情心的上帝必须死。他总是洞察我的一切,我要对这样一个见证人复仇,否则我不再活了。明察一切和人类的上帝必须死!人类不能容忍这样一个见证人活着”。
V M 在《快乐的知识》中,尼采借狂人之口传播了上帝之死的消息,狂人跳到众人中间,大声吼叫:“上帝何在,我可以告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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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杀了他——你和我!我们全是他的谋杀者!……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然而,尼采认为,有关上帝之死问题的答案必须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人以外去找寻,即在超人中去找寻。
超人不是特定时期的普通人,而是克服了人类本性的人,是由于出类拨萃而成为新价值立法者的人,是一位创造者。
上帝和众神死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神——超人(übermensch)
,超人的取胜方法极其类似于耶和华战胜太阳神(Bal)
:旧神经过检验,因不充分而被废黜了,新的帝王得到加冕。因此,尽管尼采反基督教,但最终他不得不求助于基督教。
海德格尔对尼采作过颇多研究,著有几卷本《尼采》,并专门写有《尼采的话:“上帝死了”
》一文,恰当分析了尼采的“上帝之死”。
海德格尔同意尼采把超感觉领域从我们的生活和形而上学中排除出去,把因信仰上帝而产生的一切价值永远排除掉,认为权力意志在此应该有所作为。两人之间的分歧在于,尼采认为权力意志标志着贬低了最高价值之价值,而海德格尔则认为权力意志把自身设定为最高价值,当所有陈旧道德价值消失后,仍然遗留下一种价值,即贬值者的价值。这一分歧产生于他们对待哲学的不同方法。尼采的基本概念是价值,他运用铁锤进行哲学研究,检验了隐藏在哲学体系和习惯道德背后的一切前提,摧毁了一切偶像,从而把人确立为一切价值的创造者。而海德格尔的基本概念是“在”
,在他看来,价值仅仅是考察“在”之隐藏本质的一种特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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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帝之死”与“人之死”同义
在60和70年代,年轻一代的法国哲学家们撰写的有关于尼采的著述渐渐增多,这些阐释基本上表现为两种倾向。
一是不再象先前一代人那样重视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
尽管这三人继续对当代法国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吸引新一代哲学家们的问题却是由另一个影响深远的三巨头提出的: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二是偏离以萨特存在主义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人道主义,把主体别出心裁地视作阐释领域内话语的一个功能,而非优先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出发点。在福柯看来,尼采批判了形而上学人道主义的基础,开始摧毁哲学人类学的主体,因而,尼采并不是存在主义的先驱人物,并不属于哲学人类学传统。
在早期著作中,福柯清楚地阐述了在符号学、语言反思和人的命运等论题上尼采与当代法国哲学之间的关系。在1964年撰写的题为《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的论文中,福柯发现,在三巨头那里,符号本性以及符号借以能被阐释的方法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即由强调符号的表象功能转到符号的阐释功能,符号不再是某某深层隐匿的意义的储藏,符号是表面现象,这个变化也就是从认为符号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单义关系转到认为符号总是早已被阐释过了和早已在阐释之中。
《词与物》思考了另外两个论题:语言本性和人的消解。
认为尼采是当代认识型的先驱,当代认识型必须把握作为谜一般复杂的语言问题。正是尼采这位语文学家才第一个把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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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任务与语言反思联系起来了,并且就语言的存在问题仍是当代认识型所面临的唯一最重要的问题而言,福柯在尼采那里追溯到了当代认识型的根源。康德认为休谟把他从教条的沉睡中唤醒,同样福柯认为尼采把当代认识型从人类学沉睡中唤醒了。尼采作出了根除哲学人类学的第一次尝试,上帝之死与人之死同义,并且超人的前景首先表明了人之死的逼近。这一点在前面一节已经作了论述。
福柯把尼采置于人的终结的开端,因为尼采说过,“我教你们超人。人是必须被克服的某物。为了克服人,你们做了什么?”只有通过克服人性,超人才能克服虚无主义。尼采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未来哲学,这个未来将属于超人,而不属于人。因此,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中,超人与“末人”一起出现。这个末人从文字上讲是人之末,超人在此被阐释为完全不同的“种类”
,不再是人的某物。于是,人之死成了末人之死,上帝的刺杀者之死。福柯说:难道不是末人宣告自己杀死了上帝,从而在上帝占据过的地方置放了他的语言、思想、笑声,由于人在上帝死亡之中谈论、思考和存在,所以上帝的谋杀者本身注定要死亡;新的众神已经在未来的海洋中升起,人将消失。这样就不难理解福柯所说的上帝之死预示着人之死。
作为哲学人类学核心的人消失了,福柯认为尼采的这一宣告开创了当代认识型。
随着人的隐退,语言开始凸现出来,在表面上这种现象类似古典时代,但鉴于古典认识型以表象功能为核心把语言统一起来,当代认识型则把语言看成人类主体为了富有意义的表达而加以利用的被分解了的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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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宣告人之死的急迫性,福柯哲学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
结构主义批评家E。赛德、J。卡勒、P。考斯和R。巴尔特等人早已认为福柯的《词与物》以及许多文学论文取得了创造性成就。而法国的存在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却拒绝接受福柯的“确实的无意识”理论,尤为仇视福柯的看法,即人并不是具有普遍人性的认知主体和可知客体,并认为人并不是一个只始于19世纪初的近期发明。
有些人控告福柯扼杀了历史,使人失去人性,并损害了理性思维。对许多人来说,福柯的断言“人之死”是新的欧洲虚无主义的产物,这种虚无主义从摧毁西方文明的虚无想法中衍生出颓废的快感。更有甚者,把福柯的虚无主义看作类似于纳粹希特勒的虚无主义,认为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拒斥了目前的父系权威,并欲求返回到遥远过去的母系权威。
尽管这些批评提出了重要的道德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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