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35章

所达到的普遍性。
“衍生”表明词如何连续地产生于“指示”
的源始处，但“衍生”摧毁了作为“指示”的特征的一对一的表象。最后，“衍生”提供了要求于“归属”的普遍性。处于四边形对角线相对顶端的功能之间也存在重要关系。
“确定”之所以与“衍生”相联系是由于语言的确定能力受制于“衍生”能力。
“归属”与“指示”之所以相关是由于词总是命名被表象的某物OH。处于语言四边形核心的是命名（ｎ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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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就是赋予精神表象以动词表象，以上所说的每个功能基本上都与命名相联系。整个古典语言理论就是围绕着命名而组织起来的。
“古典‘话语’的基本任务是把名词归于事物，并以这个名词命名它们的存在。两个世纪以来，西方话语是本体论的家园。
当它命名所有表象的存在时，它就是哲学：知识论和观念分析。
当它把适合的名词归于每一个被表象物，并在整个表象领域上布置精心制作的语言网络时，它就是科学——命名法和分类学。“
O　I 因此，命名确实还是所有古典话语的关键语法功能。
福柯把普通语法的分析推广到自然史和财富分析，因为这两种知识基本上符合古典认识型，符合于规序表象的科学。
（二）自然史福柯研究的第二个知识领域就是自然史（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ｎａ－ｔｕｒｅｌｅ）。由于在古典时代，科学与历史分离了，因此，自然史不应成为自然的历史（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ｎａｔｕｒｅ）。
福柯一开始就辩驳了古典时期科学史家和观念史家提出的各种自然史的阐释，即所谓的标准看法。相比于福柯的“垂直的”考古学分析，这些是科学发展的“水平看法”
，它们不把１８世纪自然史看成自身连贯的体系或与其他当代学科相连贯的体系，而是１９世纪生物学的史前史。
福柯指出了这种看法所存在的一些方法论问题。
诚如格廷所说，针对标准看法存在的这些问题，福柯作了以下批评。首先，它不能说明某些冲突为何发生，福柯关心的并不是把自然史看作一系列将固定论与流动论、实验法与分类学对立起来的争议，而是这些争议是如何可能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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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它不能发见分类法与微观观察之间的联系。其次，它不能公正对待不同的生物观之间存在的明显鸿沟，它把亚里士多德、牛顿主义、笛卡尔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之类相异的框架当成单一历史结构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与人们通常所说的相反，自然史并不填补由笛卡尔机械论留下的鸿沟，真正可能的自然史与笛卡尔主义本身（而非与笛卡尔主义的衰落）
同时代。
从笛卡尔到达伦贝达的机械论和从图尔内福（ＴｏｕｒｎｅBｆｏｒｔ）到多本顿（Ｌ。
Ｄａｕｂｅｎｔｏｎ）的自然史，都受制于同一个认识型。第三，自然史并不是生物学。可是，历史学家想要撰写１８世纪的生物史，但他们并没有想到，我们现在熟悉已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生物学那时并不存在。生物学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并不存在生物学借以组织起来的生命概念，生命范畴在１９世纪以前是没有基础地位的。
由于古典认识型强调符号与世界的分离以及观察与道听途说之间的差别，自然史就产生了。在文艺复兴，包括传说和寓言在内的符号是世界的一部分，等同于动植物的有机结构，于是，对生物的描写对象包括具有同等地位的词与物。
但在古典时代，与动物的存在相缠绕的词已被拆散和撤去，自然史意味着首次对事物本身作谨小慎微的检查，从而对以娓娓动听的、中立化的和可信的词来记录的一切进行检查。显然，古典自然史旨在尽可能精确地在语言中表象事物，缩小词与物之间的距离，以便使语言尽可能接近观察中的凝视，使被观察物尽可能接近词。
尽管自然史的认识论构成独立于普通语法的认识论，但自然史的存在方式却与将成为分类的那个命名法设想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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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自然史遵循与普通语法相同的法则，“归属”
、“确定”
、“指示”和“衍生”这四个功能同样存在于自然史，其中命名功能（确定）居支配地位。
“自然史仅仅是关于可见物的命名”
O　J 。那时，命名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确定特殊存在在分类学上的位置，二是把特殊存在与其他存在联系起来。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命名分别求助于两个关键理论：结构理论和特性（ｃａｒａｃｔｅｒｅ）理论，前者把动词的功能（证明分类学位置）与专名的功能（描述个体实体的特征）联结起来；后者在较大范围的分类中确立每个结构，使之有可能去指示关系并衍生出变化的序列。
通过分析作为自然物构成因素的形式、数量、相互的空间散布以及相关的量值，我们就能确定一个类似语言之中的结构。结构理论在古典认识型内作为确立起同一与差别的方法而起作用。由于具有这种结构，自然客体似乎具有“面和线”的可见样式，而非具有“功能或看不见的组织的”有机实体。自然史全面考察有关可见的、同时的、共生的变量领域，而不具任何从属或组织的内在关系。这就说明了在古典时期，植物学（而非解剖学）为什么在论及生物的诸学科中具有认识论的优先性。
当然在１９世纪，解剖学重新获得了它在文艺复兴所具有的那种优先性。
我们不应把古典自然史看成文艺复兴研究的进步以及科学家的观察力的提高。自然史是一种知识重组，它排除了左道邪说、味觉和嗅觉能成为可靠信息来源的可能性，缩小了触觉的空间，并把视觉限于缺乏颜色的形式的知觉。在阿德罗芬弟的《蛇龙的历史》中，传说是主要来源，但在乔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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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四足动物的自然史》中，传说和寓言都被排除了。这并非进步的产物，而是认识型变化的结果。这两部著作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后者的博学，而是在于后者系统地排除了不能被表象的一切。文艺复兴之所以承认传说，那是因为它认为，所有词都是物的组成部分，词与物同一，动物的意义部分地在于所讲述的动物故事中。但古典时代却把词与物分离了，认为词是表象的方式，词不是物的属性，分析取代不了阐释。
同样，我们也不能说古典的自然科学不如现代生物学，因为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知识形式。
尽管古典时代并不存在进化理论，但不能否认变化理论的存在。古典自然史对待物种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以邦尼特（Ｂｏｎｅｔ）为代表，认为物种并非是时间上相继出现的，物种的分类图表一开始就固定了，时间不仅充当一种场所，以使图表中表达的无限的存在链条在不断改善的方向上继续发展OK。另一种以Ｐ。莫帕塔斯为代表，认为并不包含整个物种体系的时间置换，而是具有先后秩序的特殊物种。
由于新种的出现在因果关系上与空气、气候和水之类的生命条件的变化相联系，因而这种发展观类似进化思想。但福柯认为，这只是表面上的类似，因为生命条件的变化可能引起特殊物质在特定时间的出现，却不能决定物种的本性，因而生命条件并不发挥环境在进化理论中所起的作用。在福柯看来，有关古典自然史的“固定论”
（它倾向于在一张持久的图表中分类自然的存在）和“进化论”
（它相信一种远古的自然史）
，都属于同一个认识型，把它们对立起来，那就很肤浅。
因为自然史既包含有关物种的固定不变和连续网络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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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蕴含着与此相反的时间散布观。
（三）财富分析这是福柯引证的古典知识的第三个经验领域，财富分析是关于交换体系中的物价的知识。
这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体，我们既不能把这种知识看成文艺复兴财富思想的延续，也不能当成是１９世纪经济学的雏形。
因为古典时期经济思想强调的是交换体系，而非１６世纪金属的内在价值，也非１９世纪的生产过